當我們研究偉大經濟學家的成長歷程，或是探索經濟思潮何以會有特定走向時，我認為如果能深入了解當時經濟情勢與經濟思想趨向之間的互動關系，必然會有豐碩的收獲。這在總體經濟學的範疇最為明顯，但在整個經濟學上亦不例外。在此舉一個與我個人發展密切相關的例子，就是為解決二三十年代，尤其是經濟大恐慌問題而出現的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凱恩斯對當時的各項問題極感興趣，也嘗試發展出能解決這些問題的經濟理論，但其間經過長期的醞釀。他的學術生涯深受第一次大戰後簽訂的凡爾賽和約（TreatyofVersailles）的影響，其後還有英國金本位制、戰後的通貨膨脹、失業等等問題，最後才是1929年開始的經濟崩潰。

我們大學在印制介紹手冊時，會要求每位教授用幾句話來說明自己為何投身到學術領域中。我之所以進入經濟學的世界，是因為身為經濟大恐慌時代的年輕人，我渴望了解周遭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成長在那個年代，心裏的確充滿了苦悶，人們很容易因經濟生活的問題而喪失鬥誌，就算是18或20歲的年輕人，也感覺不到有無窮的機會等待著他們。相比之下，在過去的二三十年，年輕人固然擔心核戰爭的威脅，但也同時感受到，如果和平能維持下去，那麽他們的未來會有各式各樣的機會。

數學與經濟學的結合

但當時另一項新興事物，卻給我帶來了幸運。我的腦海裏原本一直浮著一個想法，就是數學可以應用到經濟問題的分析上。我在大學所修的課程，大部分不是數學就是經濟學。我並不是富有原創力的數學家，也不是所謂的數學天才，這點我早由自己曾經參與的數學競賽就知道了。不過我深深被大學的數學課程所吸引，同時產生了數學可以應用到經濟學上的念頭。例如，用數學式來表現需求曲線或收益的預估。當我泡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圖書館裏時，十分驚訝地看到，各種新興學科的相關期刊內容十分深入，探討問題的復雜程度，更是遠遠超過我的想象。

其實，我大學時代的指導教授並不贊同我在攻讀經濟學時兼修數學，但我依照自己的想法而行，充分利用了40年代初期柏克萊的最佳資源：一流的經濟系、數學系以及數理統計系。有些人的成就可以追溯到高中時期，但我的學術專業則是發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柏克萊，以及其後獲得的麻省理工學院獎學金。在麻省理工學院，我遇到了耀眼的經濟學天才薩繆爾森。當年我在柏克萊的圖書館創覽時，曾經看過好幾本早期的《計量經濟期刊》（Econometrics），其中薩繆爾森的文章特別吸引我的目光。當我有機會前往麻省理工學院就讀時，能和薩繆爾森共同研究念頭，或許更堅定了我的決心。一開始我在他手下擔任研究生助理，除了極力找機會與他接觸，也努力捕捉他在每次碰面時所傳達的見解。

透過數學與政策應用，薩繆爾森成為闡釋凱恩斯理論的先鋒，而我既和他共事，也就馬上面對兩項挑戰——其一是要讓這種總體經濟學的思考方式廣為人所接受，其二是要讓數理方法成為經濟學研究的方法的一種。後來，這兩項挑戰都成功地完成了，但其間也經過一二十年遭受激烈反對的過程。

當薩繆爾森的《經濟學》（Economics）成為經濟學普遍使用的入門教科書時，凱恩斯經濟學可以說自此根深蒂固，形成無法扭轉的趨勢。在接下來的一批批學生中，經濟研究所的課程逐漸轉向了數理的研究方法，因此學生學成後的教學或研究，也都是循此脈絡。數理方法的終告確立，首先是在美國，繼之則是歐洲、日本、印度以及世界各地，不過其中許多基礎仍在歐洲建立，而且許多美國數理經濟學大師都是外來移民。然而，薩繆爾森與弗裏德曼等本土學者使數理經濟研究具有美國本土特性，並在美國廣受歡迎。

麻省理工學院的歲月，是我進入經濟學專業的起步，而我離開研究所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芝加哥大學的考列斯委員會（Cowlesmission）任職。當年我24歲，這份工作好像是又進入另外一個研究所。就像許多科學領域一樣，其實我那時就是所謂的博士後研究員。

計量經濟模型的起步

40年代末期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真可謂人才濟濟，這種堅強的陣容，恐怕是後無來者了。在我們這群親密的工作夥伴裏頭，先後產生了四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而在下一代的考列斯研究人員——部分在芝加哥大學，部分在耶魯大學——之中，又產生了兩位得主。我們合力專註研究單一的課題——為美國經濟建構整體的計量經濟模型（繼30年代丁伯根模型的第二度嘗試），運用了當時最先進的統計學理論、經濟學理論以及各種現有的資料。經過四到五年密集的研究之後，這個工作團體的成員陸續散開，展開了新的學術生命。不過我個人日後的研究，仍延續了這項建立總體模型的努力，而許多曾經與我共事的才俊，則分別在不同的經濟學分枝中一展才能——如庫普曼（TjallingKoopmans）在活動分析（activityanalysis）上、阿羅在一般均衡理論上、西蒙（Simon）在決策分析（decisionanalysis）上、安德生（Anderson）在統計學上、馬爾夏克（JacobMarschak）在組織理論上等等。

在嘗試整合計量經濟學的方法論與凱恩斯總體經濟分析時，我們一直信心十足。面對戰後的規劃工作，我們覺得整個經濟的的福祉正掌握在我們手中。在往後的十年，我們透過模型的建構與運用所獲致的成果，遠超過當初我們預估戰後美國情況時最大膽的夢想。不過我們知道自己作的還不夠好。我們所建構的系統是從考列斯委員的成果演化而成，已成為經濟學者標準研究工具組合的一環。這些系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並沒有完全主導政策的形成，它們在經濟預測上位居領導角色，但也並非經濟預測領域中獨一無二的方法。

芝加哥大學裏的科學家，秘密地以編組方式進行比考列斯委員會更重要的研究計劃。由於考列斯委員會的主任，正是這群科學家的領導人季拉德（LeoSzilard）的老友，因此，我們與那些科學家交往相當頻繁。季拉德這位堪稱本世界最絕頂聰明的人物之一，偶爾也會客串業余經濟學家的角色。他曾建構總體經濟的室內賽局（Parlorgames），來說明如何透過一項貨幣管制方案以消除景氣循環，也教導我們許多研究的策略，以及如何融合政治與科學。還有一位我們常接觸的科學家，是傳奇人物馮紐曼（JohnvonNeumann），他在前往洛斯阿拉莫斯（LosAlamos）的途中，常會造訪芝加哥，因為當時橫貫美國東西部的火車行程，必須在芝加哥換車。另外一位對考列斯委員會的成員有相當深入影響的，是哥倫比亞大學數理統計者瓦德（AbrahamWald）。

歐洲學術之旅

我個人學術生涯的下一步，就是要培養更豐富的國際觀。在那一段時光，有些經濟學者每個月都要到世界各地實地考察，到歐洲更是家常便飯。我也在1947年離開考列斯委員會後，展開了一趟橫渡大西洋的歐洲之旅。當時我剛在渥太華（Ottawa）結束了第一個月加拿大經濟模型的整合工作。此一專案後來在加拿大持續了很長時間，造就了一個在加拿大學術界相當活躍的團體，至今規模仍在不斷擴大中。

到歐洲各地的經濟與計量經濟研究中心造訪考察，也算是我的教育的一部分。我從中對世局有更深刻的了解，但是更吸引我的仍是這些主題在美國的蓬勃發展。至於親眼目睹歐洲從戰後的瓦礫中重建，也是相當可貴的經驗，並開啟了許多迄今仍活躍的專業交流。這些對我個人的學術生涯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的沖擊。

大戰之前，英國的劍橋及倫敦可以說是影響世界經濟思潮的重鎮，來自全球各地的人士齊聚那裏進行研究。美國則是急起直追，但直到1946年以後，才取而代之，而各國學者也就紛紛來到美國。事實上，許多其他研究領域也是由美國執世界之牛耳，這種現象40年來一直沒有太大的改變。

在海外歷練的那一年，我有機會接觸到正宗凱恩斯學派的學者，也就是曾與凱恩斯共事的劍橋學者。我和凱恩斯素昧謀面，但是透過卡恩（Kahn）、羅賓遜夫人以及斯拉法（PierroSraffa），使我對劍橋學者的思想有深入的認知。我同時也見到了卡爾多與史東（Stone）等重要學者。有趣的是，當年我的教師薩繆爾森尚未到過劍橋，但對這些學者卻如數家珍。劍橋的人也曾向我提過此事。

我第一次造訪歐洲，剛好是薩繆爾森初訪歐洲之前的幾個月，我們在他行程的第一站挪威會面。在海外的一年，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挪威，跟著奧斯陸大學的教授弗裏希（Frisch——譯註；1969年第一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學習。當時，薩繆爾森剛出版《經濟學》一書，受到熱烈的佳評。他在歐洲各地訪問之際，我也剛好結束了在歐洲一年的研究。

凱恩斯體系中涉及一個問題，即財富對儲蓄的影響。這在總體經濟學的文獻裏，就是所謂的庇古效果（Pigoueffect），但實質上庇古對這個問題的探討，主要是從流動資產（liquidassets）而非總財富的觀點來考察。當時戰爭剛結束，民眾手上都握有為數不少的流動資產（特別是儲蓄公債），所以這是一個相當普遍也極為重要的課題，值得深入探究。

接觸調查研究方法

我從歐洲返回美國之後，加入由伯恩斯（ArthurBurns）所領導的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BurauofEconomicResearch）。在那裏，我先是從事鐵路部門生產函數的預估工作，一年後，參加了局裏與密西根大學調查研究中心（SurveyResearchCenteroftheUniversityofMichigan）合作的一項專案計劃，利用消費者財務調查的資料，以進一步了解儲蓄行為，尤其是庇古效應。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經濟研究新趨勢，其中之一就是我所從事的計量經濟學，特別是總體計量經濟學伊然成為主流。至於調查研究方法，則在戰時蓬勃發展，用來協助政府規劃民間活動而提升戰鬥力。其中一個主要的團體設於農業部之內，除了和學術界建立聯系，並在安娜堡（AnnArbor）密西根大學成立了社會研究所（InstituteforSocialResearch）。我和這些統計學的工作團隊共事愉快，而他們跨學科的研究態度，也令我耳目一新。我從中學到許多經濟學與心理學、社會學還有其他學科之間的相互關系。

在調查研究中心，我學到了許多家計行為（householdbehavior）的知識，以及相關的測量技巧。該項工作是利用人口抽樣的方法，每一項研究的人有數千個。這些研究讓我進入了處理大規模資料的領域，借助打孔卡片及電子處理機械來完成工作。電腦在當時已問世，只是幾乎還未用到經濟及社會問題的處理上。

我到密西根大學之後，教了一點計量經濟學，而關心的重點仍在調查研究方面。後來，我接到福特基金會（FordFoundation）贊助的經費，因為他們當時基於稅負的考慮，有大筆款項可捐給一些大學。經濟系的人對如何運用突然收到的經費，還真有點不知所措。於是，我創辦了數量經濟研究小組，把一些研究所的學生組合起來，重回建立計量經濟模型的本行——再度展開原先在考列斯委員會的工作。

建立美國經濟模型

其中一位研究生叫戈德伯格（ArthurGoldberger），我們兩人合作完成了一套新的美國經濟模型，稱為克萊因-戈德伯格模型（Klein－Goldbergermodel）。我們將在考列斯委員會建構的模型加以補充及修正，並導入一些調查研究的發現，用以定期從事經濟預測。

由克拉克（ColinClark）這位來自澳大利亞大膽的統計經濟學家之賜，把我們的研究成果推向高峰。他在極有影響力的《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Guardian）全球版周刊上撰文指出，朝鮮戰爭期間逐漸下滑的經濟，可能會導致大規模的衰退。他甚至嚇唬大家，我們會遭遇最可怕的經濟事件——由於經濟情勢持續盤旋衰退，終將重演1929年的全面崩潰。

我在重新檢視我們的模型對1953年～1954年經濟的預測後，得到的結論是，情況不致再像1929年～樣。於是，我和戈德伯格合寫了一篇文章寄給該報，很高興除了文章大幅刊登出來，還配上一幅勞氏漫書（Lowcarton）。

克萊因-戈德伯格模型相關估計的運算，當年只有片段零碎地利用到電腦。為了模型求解的問題，我們可能要花上一二天，借助桌上型計算機以人工計算。密西根裝設了一組大型的數位電腦，我們也開始進行模型自動求解——也可稱之為模擬。但是直到我離開密西根大學之前，還沒有什麽具體的成果。

在麥卡錫（McCarthy）主義高漲的年代，我離開了密西根來到平靜而崇尚學術自由的牛津，在統計研究所（InstituteofStatistics）任職，仿效密西根的調查形式進行英國的儲蓄調查。在牛津期間，我又回到模型建構的本行，對象是整個英國。在這裏，我認識了日後相交達二十五年的好友博爾（JamesBall）爵士，他曾在牛津上過我講授的計量經濟學，並和我一起發展牛津模型。牛津大學在進一步運用電腦於數量運算上，雖然略有進展，不過還是無法為模型求解。

加入賓夕法尼亞大學

1958年我回到美國，在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ofPennsylvania）擔任教授一職。這裏的校長、行政主管及各學院院長，均對學術自由這項嚴肅課題持尊重的態度，令我深感敬佩。從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及華頓學院（WhartonSchool）展開教職開始，我又再度投身建構美國經濟模型的工作，這次采取的是季度資料。因為有了英國及密西根的經驗，我開始導入一些預期（expectations）的概念。這就是一系列華頓模型的濫觴。

華頓模型改以季度為時間單位，重視短期景氣循環的變動，運用了更多預期調查的資料，同時所有會計科目都以當期價格來表示。特別是最後一項的改變，修正了克萊因-戈德伯格舊模型的缺點。新模型的第一版是用來預估美國的經濟，預估的結果送交肯尼迪政府中的經濟學者參考，當時他們對我們的樂觀預估——經濟將從1960到1961年衰退的情況復生，還表示不敢置信。幾年後，我的註意力又移轉到更新的方法，也不再對第一版的模型作任何的修正。但是我把完整的檔案，包括資料列表及方程式，還有一位受過訓練的助理人員，全都移交給商務部（Departmentofmerce），因為他們之前曾要求協助模型建構的工作。這些資料再加上其他賓夕法尼亞大學一些相關的博士論文，終於形成了今天所謂的商務部企業經濟研究室（OfficeofBusinessEconomics）模型，簡稱OBE模型。此一模型發展出自己獨特之處，也是眾多美國經濟模型中相當傑出的一個，但其根源則是第一版的華頓模型。

在這個階段，我進入兩個研究方向，兩者都對我個人專業領域的發展產生根本性的影響。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之下的經濟穩定研究小組（ThemitteeonEconomicStability）在1959年計劃發展一個擴大的短期預測模型，我是該項專案計劃的主要調查人之一，同時負責設計一套團隊合作的方式來建立模型，也就是針對經濟體系的每個部門各指定一位負責的專家。我和指導委員會其他成員，則負責將個別部分塑造一個整體。我們在個別部分可以說都網羅到最佳人才，而且整體的運作也非常順暢。但這個研究組合真正的成就，可歸納為以下四點：（1）我們借助聯邦儲備（FederalReserve）的專才，建立了完整的貨幣部門，成為在許多後續模型中占重要地位的貨幣部門的前身，也彌補了克萊因-戈德伯格模型的缺點；（2）提出不同產業間流動的投入-產出部門，並與最終需求與所得決定的傳統總體模型相互聯系；（3）成立資料庫（databank），有系統地記錄系統內使用的所有資料；（4）采取自動化的運算，特別是在大型非直線性動態方程式系統的求解上有重大的突破。這項聯合專案研究，還有其他突出的特色，都記錄在三冊的專案報告裏頭。

預測模型精益求精

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開始這項合作計劃後不久，整個計劃又轉到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Institution），所以後來即以布魯金斯模型為名。在籌劃這個大型合作案時，對於專案的進度、發展及應用，我們曾咨詢許多參與的專家，而其中特別值得註意的是資料運算部分。在電腦方面出力的有賓夕法尼亞大學人員（我們學校一批極富原創力的年輕博士候選人為計量經濟設計不少第一代的電腦程序，給研究工作相當大的禆益）、布魯金斯研究所人員以及麻省理工學院人員。賓夕法尼亞大學方面由我設計了一組繁復的互除法（algorithm）運算，而麻省理工學院的顧（E．Kuh）教授對布魯金斯研究所的弗洛姆（G．Fromm）的建議，則提供了重要的聯系網絡。他們兩位就高斯重復計算法（Gaussiterationmethods）的發現交換意見，我們則在費城進行檢定與測驗，並很快地將這些方法轉化成為處理大型動態系統的世界標準。從早期在密西根開始使用電腦時，模型模擬（modelsimulation）就是有效應用模型的一大障礙，然而一旦了解其中的基本原則，我們乃至以後的世代就能夠有效駕馭電腦。

在提出第一代華頓模型之後，除了社會科學委員會——布魯金斯模型之外，我的第二項研究方向是發展一套用途完全不同的模型，供商業預測之用。我曾由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Foundation）取得小筆經費，來建構第一代的華頓模型。後來，我們在華頓學院成立了一個以數量方法來從事經濟研究的單位，其財源則是來自福特基金會及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但是，我知道這種補助性財源只是暫時的，到60年代中期就會用完。

與企業界的合作

就在同一時間，幾家大公司分別和我聯系，希望我能夠協助他們的經濟研究部門建構計量經濟模型。因此，我就向五家重要企業提出建議，由我們在華頓學院為他們建構一套模型並提供預測，而他們則以贊助我們計量經濟的研究計劃作為回饋。

依凡斯（MichaelEvans）在1963年加入賓夕法尼亞大學，也參與我們與民間合作的新預測小組。他帶來在布朗大學（BrownUniversity）博士論文中所發展的另一套模型。一開始，我們有兩套預測數字，一個是來自他的模型，另一個則是來自原來的華頓模型。不久之後，二者整合為一合並模型，也成為華頓系列出版品的第一種。

華頓計量經濟預測組（WhartonEconometricForecastingUnit）不斷成長茁壯，1963年開始時只有五位成員，到1969年已經擴大為獨立的非營利法人機構（完全隸屬於賓夕法尼亞大學）。1980年時賣給一家出版公司，接著在1983年為一家法國的電腦公司購入。1969年以後，資料資源公司（DataResources，Inc．）與大通計量經濟（ChaseEconometrics）兩家公司也開始從事商業的預測工作，一項全新的行業就此誕生。目前，已經有許多競爭廠商投入這一行，整個產業的年營業額達數億美元。

隨著新研究中心的成立，模型與支援系統也不斷增加，原有的布魯金斯模型專案也就自然而然告一段落。它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取而代之的是不斷擴大的商業化模型建構系統以及一些新的學術活動。

與時俱進的電腦應用

到了60年代，電腦總算能夠有效地運用於計量經濟學上；電腦最初只用在科學、工程及大規模的資料處理（如人口普查）上。以往在考列斯委員會的期間，所有我們曾構思的計量經濟學的復雜計算問題，至此都迎刃而解。我和我的學生以及IBM電腦公司的研究員，花了相當多的時間研究與最大可能性（Maximumlikelihood）相關的非線性問題及其他的統計預估方法，也同時大幅改進了源自布魯金斯模型研究過程中的模擬技巧。我們有兩項創新的發展，使得計量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更向前跨了一步：其一是以國民所得會計的標準格式來呈現資料，以便於計量經濟分析者的了解；其二是使用分時（timesharing）的方法。資料資源公司針對資料庫以及分時系統的改善，就便利使用者操作上固然成就斐然，但早在該公司成立之前，華頓學院的工作團隊就已經有了分時設施。電腦的真正發展是在60年代，而在接下來的十年開花結果，為全世界廣大的研究人員及學者普遍使用。

電腦的標準用途是在資料管理、統計推論、應用（主要是模擬）以及以易於理解的表格與圖形來呈現研究結果等，但除此之外，早在50年代末期，許多艱深的研究技巧即已開始發展。這些技巧根據推測模擬（stochasticsimulations），涉及了適當抽取的隨機誤差（randoerrors）對動態模型之解的幹擾。開這方面研究先河的，其一是阿德爾曼（IrmaAdelman）對克萊因-戈德伯格模型動態特性研究；另一是源自瓦格納（HarveyWagner）為建構蒙地卡羅實驗（MonteCarloexperiments）而測量計量經濟學的統計方法。

華頓學院的團隊並不是頭一個使用這些方法的人，但我們卻在使用過程中，對自己模型體系具有的周期性與統計推論上的各種特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原先對布魯金斯模型所作的某些大規模的推測模擬，提升了以電腦為基礎的實驗技巧，我們也從中引用了相當豐富的資訊。經過多方的努力，我們得以了解大規模模型的各類反應特性——如乘數、對參數改變的敏感度以及系統的長期趨勢等。華頓團隊全面透過電腦來從事大型模型的操作運算，可以對一些重大事件——加尼克松總統的新經濟政策、石油禁運以及伊朗君主政府被推翻——作出迅速而有參考價值的反應。

與他國的合作

我在賓夕法尼亞這一段不算短的時間裏頭，除了致力於華頓模型的建構及其在各種經濟預測與總體經濟分析的應用之外，也策劃執行了一些相關活動。就在抵達賓夕法尼亞不久，我即和森島道雄（MichioMorishima）及市村真一（ShinichiIchimura）兩位日本教授共同參與一項新的計劃，這兩位教授是我在英國及美國分別結識的。我們三個人共同創辦了一本新的學術期刊，名為《國際經濟評論》（InternationalEconomicReview）。該刊的基本目標有二：一是促成當代（英美）經濟學在日本的發展，二是紛解《計量經濟期刊》的負擔，消化它大量積壓的未刊論文。回顧這項努力，我認為，雖然當代經濟學在日本的發展屬必須的趨勢，但我們在協助其轉型上還是有所貢獻。不過在野解《計量經濟期刊》的壓力上，充其量只收到短暫的效果，由於論文數量呈現爆炸與新期刊不斷創立，我們也參與了許多其他的新期刊。但無論如何，《國際經濟評論》在持續二十五年之後，目前仍然在日本大版大學與賓夕法尼亞大學兩校的合作下繼續發行，並且可以自給自足。創辦之初的那幾年，便宜的日本印刷、精美的紙張以及來自關西經濟聯合會（KansaiEconomicFederation）的贊助，都有助該刊的出版。雖然上述的各項有利因素已不復存在，但是該刊仍然體質健全地生存著。

由於此刊的創辦以及其他的人際關系，使我有機會在1960年初訪問日本，以後也陸續去了多次。因為這些機緣，我和新開場一（YoichiShinkai）共同設計了一套日本經濟模型，並參與了大阪大學的經濟模型專案。雖然日後各種日本模型不斷推陳出新，使這些早期模型顯得過時，但經過這些對日本的研究，再加上早期在英國從事計量經濟模型研究的經驗，使我的興趣走向了國際模型的建構。

為發展中國家建立經濟模型

1966年，杜邦公司（DuPout）的研究員邀請我為該公司直接投資的三個開發中國家建立經濟模型。為此，我挑選了一些賓夕法尼亞大學經濟系的學生組成研究團隊，建立了阿根廷、巴西及墨西哥三國的模型。根據雙方協助，杜邦公司有權運用這些模型，但包括數據資料與方程式的系統，則是屬於公共的智慧財產。負責墨西哥研究的學者戴裏歐（AbelBeltrandelRio）在1969年夏天和我一起造訪蒙特瑞（Monterrey），在那裏獲得許多民間企業承諾，支援我們將墨西哥模型加以改良，並用於經濟的預測以及經濟政策與情境發展的分析。我們在華頓計量經濟研究組內，組成了墨西哥計量經濟模型研究小組。從1969年僅有蒙特瑞及墨西哥市少數民間部門的支持者開始，該組織已經擴充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系統，擁有一百五十個贊助單位——包括美國企業、墨西哥政府相關單位、國際組織等。我認為這項成功最有意義的地方，是在於我們以費城為據點所發展的各項技術，可以完全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這些技術涵蓋了模型建構、電腦運用、模型結果的呈現以及對民間與政府部門決策的貢獻等。這實在是可圈可點的個案，而類似的努力也陸續在世界其他國家收到成效。

從拉丁美洲的經濟開始，我開始有機會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建構經濟模型。遠東國家有許多模型，非洲及中東也有一些。資料的缺乏一直是難題所在，不過目前已經逐漸克服，幾乎全球發展中國家都已建立了模型。我們一些最優秀的學者曾加入聯合國所屬的各個團隊，協助新興國家解決經濟發展的各項問題。60年代中葉，我與聯合國所屬單位簽訂顧問合約，協助建立不發達國家的經濟模型，以估計其經濟成長所需要的資本。

為發展中國家從事模型建構的同時，我也同時開始為社會主義或中央計劃經濟國家從事相同的努力。發展中國家的模型設計，必須能表現這些地區的特質，不宜僅依據新古典與凱恩斯的綜合理論，完全復制工業化民主國家［即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ECD）所屬的國家］的模型。發展中國家的模型要展開獨特的供給面特質，還有特殊的對外貿易、所有分配與人口狀況。至於替中央計劃型經濟建構模型，面對管制的市場以及計劃目標，一直是我長久向往的挑戰。1970年夏季，我在維也納高等研究院（InstituteforAdvancedStudies）舉辦的演講中和在美國認識的捷克經濟學者討論這些問題。同年夏天，我也在蘇聯及匈牙利與人討論這項議題。

最後，在1973年時，我和學校研究蘇聯的同仁合作，為蘇聯建構模型——U.S.S.RSOVMODI與由此衍生後面好幾代的模型。在各種討論與正式說明的場合，我向蘇聯經濟學家介紹這個模型，而我相信，目前我們對蘇聯的經濟結構與體制已更為了解。在接下來的十多年，來自東歐、蘇聯與中國的訪問學者絡繹於途，他們的造訪，使我們對西方市場經濟與東方計劃經濟兩者的基本差異，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推動建立國際模型

在分別為各種不同的形態的經濟體——OECD國家、一些不發達國家以及中央計劃經濟國家——建構模型之後，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建構國際經濟體系的模型。1967年在一次由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的經濟穩定與成長小組舉辦的會議上，我曾建議透過一項合作方案來應對逐漸增加的國際性經濟問題，而類似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布魯金斯模型方案，是可供參考的設計。如果我們以各國的代表取代原先的各個部門代表，就可以為世界經濟主要研究單位整合出一套一慣性的系統。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一開始是希望由OECD來進行這樣的工作。1967年，我們在倫敦召開了一個會議，主題頗為沖動——"景氣循環已經過時了嗎？"還好，我們確認景氣循環持續存在，但對開始建構模型以利國際經濟問題的研究，尚未能成功地達成共識。不過，這次的會議卻讓我們建立了一些持久的關系，對未來的發展相當有助益。

1968年夏天，我正在斯坦福大學授課程，在福特基金會提供的小額贊助下，我與希克曼（BetrHickman）、戈登（AaronGordon）在斯坦福共組了一個團隊，成員是OECD國家中建構國際經濟模型的專家。我們決定推動一項新的專案研究計劃，將國際經濟的傳動機制（transmissionmechanism）建立模型。初期獲得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MoaryFund）的支持，由龍博格（RudolfRhomberg）積極參與，而國家科學基金會給予支持。

這是不折不扣的團隊工作。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模型建構專家以及國際經濟學者齊聚一堂，在初步會議上交換意見，他們了解這是值得研究的專案，但並不確切知道究竟該如何進行。透過積極的團體討論與個別分析，我們終於決定了一些方法與目標。經過這樣的互動與努力，我們孕育出名為LINK的專案，即"國家經濟模型的國際連結"（TheInternationalLinkageofNationalEconomicModels）。在往後十五年以上的時間裏，該項計劃仍在持續運作，並尋求突破。

我們很早就發現，發展中國家將會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盡管國際貨幣基金主要的興趣是對OECD國家進行相關的經濟分析，然而聯合國方面對上述專案的支持者，則持續敦促我們要關註發展中國家。LINK專案開始時涵蓋十三個OECD國家、四個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以及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或地區，之後持續擴大為包括七十二個國家或地區——涵蓋所有OECD國家、大部分重要的發展中國家以及社會主義國家。這項模型建構工程的協調整合工作，其繁雜的程度可說是前所未有的，我們目前正在費城從事把每一個片段結合起來的工作。但每一個別部分仍然可以單獨存在。

在這十五年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已成功地導人浮動匯率、處理石油價格變動的問題、納入新的國家特質、引進初級商品、修正難以計數的運算程度，也透過情境分析（scenarioanalysis）解決了許多政策上的問題。至於資本流量分析、各國之間政策的協調以及最適控制（optimalcontrol）方式，則是目前研究的重點。

經由上述說明，大家很容易看出在我的計劃經濟研究與應用中，電腦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但這方面的故事尚未終了。許多有趣的發展正在不斷地推陳出新。目前，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有三：（1）用微電腦來處理傳統的計劃經濟問題。如此必須大幅縮減系統的規模，以適應桌上型電腦有限的處理能力；但隨著技術的發展，這方面的限制正逐步消失中。不過，若幹的研究工作，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仍然需要加以精簡，使其規模能契合目前這一代微電腦的處理能力。（2）合作運算，即將傳統電腦連線為一個網絡，以同步運算；LINK系統就是一個很理想的測試個案。（3）運用超級電腦（superputer）來適應規模不斷擴大的LINK系統之需，到目前為止，該系統已包括15000條以上的動態非線性方程式。

在各個營利性計量經濟研究中心、官方的單位及一些大學的研究中心不斷提出改良的版本後，布魯金斯模型已自動退位，同樣地，LINK專案有一天也可能會喪失既有的光芒。美國聯邦儲備體系有自己的多國模型，而OECD、日本的經濟企劃廳、歐洲共同市場以及華頓計量經濟中心等也是如此。在1968年尚屬成敗未定的研究方向，如今已是分析世界經濟時常會重復運作的工具。

與亞洲國家的交流

我在1970年前往東歐及蘇聯時，他們剛成立的研究單位正開始著手於計量經濟模型的建構。我盡力幫助他們，因此在賓賓夕法尼亞大學或華頓計劃經濟中心都有許多前來受訓的學員。這種情況在發展中國家也是一樣。至於中國的情況則有點不同。1978年中國與美國關系正常化之後，我在1980年秋接受國家科學院的贊助，率領一組經濟學者造訪當地，希望建立學術交流。接續此次的訪問，我個人又在1980年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合辦了一次計量經濟的暑期研習會。此後，來自中國的訪問學者也來到費城。盡管進展極為有限，但為LINK建構中國模型，並維持運作，總算有了好的開始。我們原已有自己的中國模型，是由斯坦福大學的劉遵義（LaurenceLau）所建立的。1984年，我再度造訪中國，繼續講授計量經濟方法，並鼓勵他們加入LINK專案。1982年～1983年，我們在中國臺灣地區就建構和LINK相容模型進行了類似的工作。後來，我們陸續在馬尼拉［與亞洲開發銀行（AsianDevelopmentBank）及菲律賓發展研究所（PhilippineInstituteforDevelopmentStudies）合作、曼谷與聯合國亞大經濟與社會委員會（U．N．EconomicandSocialmissionforAsiaandthePacific合作）、新德裏與德裏大學（DelhiUniversity）合作］等地，和當地

論，努力使整個遠東地區都有良好的LINK模型。

以上說明了我四十年來在經濟學及計量經濟學上所作的努力，至於政治面或是通俗性的工作則未提及。事實上，1976年我曾擔任卡特總統經濟任務小組的召集人。在卡特任內，我對白宮的各項經濟事務給予襄助。對賓夕法尼亞州長夏菩（MitionShapp）及費城市長古德（W．WilsonGoode），我也提供類似的幫忙。這些經驗讓我學到很多。我稍稍了解如何和媒體打交道，維持公共形象，以及在經濟與政治之間取舍。這些經驗都非常有趣，我也很高興有這些機會，但我個人最感自在的仍是在學術界，也就是從事前面所提及的種種研究活動。

至於通俗性的寫作方面，我仍繼續為《洛杉肌時報》（LosAngelesTimes）定期撰寫專欄，而在《新聞周刊》（Newsweek）、《商業周刊》（BusinessWeek）以及法國的《新觀察者》（LeNouvelObsevateur）等，也都有定期撰稿。英國《曼徹斯特衛報》曾在1954年原文連圖表刊登我的文章，而我目前和《洛杉機時報》也一直維持這樣的關系。但是我對在媒體撰寫通俗性文章的感受和我前面提過對政治事務的感受相同：我相信優秀的經濟學著作，其價值是任何其他事都無從取代的，而且我還是以學術領域的寫作最為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