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不曾想過當經濟學家。家父原本希望我當律師，但他在我7歲那年就撒手人寰，所以在決定我一生出路的重要時刻，他已無從表達意見。那是1932年，我獲得路易斯（St．Lucia）政府的獎學金，可以選擇進入任何一所英國大學就讀。我不想行醫，也不想當老師，所以我感到十分仿徨，因為在那個年代裏，只有律師、醫生、傳教士與教師，是黑人青年能從事的工作。我一心想成為工程師，但是當時的殖民地政府以及制糖業卻不可能雇用黑人工程師。至於家母，對我所作的任何選擇都無條件地支持。事實上，如果不是她老人家，我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成就。

由殖民地到倫敦

在翻閱倫敦大學（UniversityofLondon）的簡介時，我深深地被所謂"商學士學位"所吸引，課程內容包括會計學、統計學、商事法、企業管理、經濟學、一門外國語言以及經濟史。經濟學到底是什麽名堂？我從未聽過這個名詞，大概整個聖路易斯也沒有人知道。不過沒關系，這項學位的其他課程都非常實用，有助於我日後在民間企業或政府行政部門就職。所以，在1933年，也就是18歲那年，動身前往倫敦，修習商學土的課程。

在倫敦經濟學院（LondonSchoolofEconomics）修業期間，經濟學成為我最拿手的科目，因此1937年我以第一名畢業時，獲得了該校的獎學金，繼續攻讀經濟學博士。翌年，我被聘為助教，為期一年，期滿後升為助理講師。過去數年來，我曾為自己的前途舉棋不定，但面對親朋好友的質疑時，我總充滿信心地微笑。如今這些都已過去，我立誌要成為經濟學者。

當初我對經濟學一無所知，但對行政管理卻不陌生。從1929年離開學校到1933年赴倫敦的四年期間，我就在政府部門擔任基層辦事員。在那裏，我學到了所有文書處理的技巧——如打字、記錄、寫信及檔案管理等，對我大學時期的學業可以說是助益匪淺。我對於行政與法律架構的逐漸熟悉，也給我極大的幫助。

當然，我也賺到微薄的薪資（每個月3英鎊），可以貼補家用。家母總是竭盡所能地增加家庭的收入，靠著她的努力以及慈愛，才能將五個兒子扶養成人。家父去世之際，我們五兄弟都還小（我排行老四），因此家母的一生，可說是艱苦奮鬥有成的典範：一位寡婦帶著一群年幼的孩子，手頭拮據，人生地不熟。[家父家母均系安提瓜（Antigua）移民]，所憑借的就是絕對的正直，永不動搖的勇氣，以及對上帝虔誠的信仰。在校期間，我常聽到較年長的男孩大放厥詞，說男性在各方面均強過女性，但我總認為他們的說法太過荒唐。

跳級就讀

我之所以離開學校，是因為已修完了取得劍橋學院文憑（CambridgeSchoolCertificate）的所有課程（相當於美國的SAT，即美國大學入學資格測驗）。至於我有能力在14歲就修完所有課程，是因為在6歲那年受到感染而被迫輟學三個月時，曾經擔任教職而那時是政府公務員的家父對我說："別擔心，我每天都會教你一些東西，你不會跟不上的。"其實，這是家父含蓄的說詞。任何一位聰明的小孩，如果每天跟著家庭教師學習，他在三個月所吸收的知識，應該可以抵得上學校老師在課堂上教兩年的分量。三個月後復學，我跳了兩個年級，但是學習進度仍然領先學校的課程。不過，那也是一段充滿創傷的經驗。因為在往後的學校生活中，和我一起上課的同學都比我大兩三歲，他們彎起胳膊，展現隆起的肌肉，而我卻乏善可陳。玩板球時，總是到末尾才輪到我上場。由於體格瘦小，我有嚴重的自卑感。我也理解到，在團體裏要被同事所接受，並不是只靠學業表現而已，還必須迎合他們的價值標準。由於很早就離開學校，我變得早熟。後來我來到英格蘭，原來為同樣10歲的英國青年會比我老成，結果卻發現並非如此。

似乎在冥算之中我已要成為經濟學者，連那一種經濟學者也好像早有定數——應用經濟學者。這並不是把經濟學應用到產業界或是結構性的問題上，而是在從事經濟分析時，由制度面的背景來處理問題，因為我認為解決之道應同時兼顧制度架構與經濟分析。

至於我要專攻應用經濟學的哪一方面，也早安排好了。畢業後我擔任的是商學系教授普蘭特（ArnoldPlant）爵土的助理講師，他也是我的指導教授。由於他的推薦，我才能獲得獎學金以及助理講師的職位（這是該學院有史以來第一件聘用黑人教師的人事案，當然也引起一些反應。）基本上，他是位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學家，但我卻不是。然而我們在經濟學認知上的歧義，卻無損於彼此的情誼。

普蘭特是專攻英國產業組織的專家，他引領我走向這個領域，也建議我的博士論文選擇這方面主題，所以我成為研究英國產業組織的"專家"。我深愛這個研究題目，因此也就樂在其中。

20世紀30年代的倫敦經濟學院（和其他年代一樣），是一個生氣蓬勃的地方。校園裏可以說是百家爭鳴，那些所謂"熱門"的學科，往往有二到三位教授競相開課，互相競爭，懂得門道的人總是能享受到知識的盛宴。倫敦經濟學院典型的高材生，由於汲汲於探索多種相互沖突的理論而腦筋靈活，還經常要分辨知識的真偽，所以富於懷疑精神。該校向以培養優秀的經理人與差勁的國會議員而著稱。

倫敦經濟學院並重視凱恩斯學派（Keynesianism），當時負責講授此種理論的是年輕的講師，知名的教授卻對之嗤之以鼻。相反地，該校卻是發展與推廣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econmics）的先鋒，特別知名的有希克斯（JohnHicks）、亞倫（RoyAllen）、卡爾多（NicholasKaldor）、哈耶克（FriedrichHayek）、羅賓斯（LionelRobbins）。

以事實驗證理論

這就是我所處的研究環境。這個圈子裏大部分的著作都是有關理論的建構：把文字轉化為圖表，再將圖表轉化為方程式。我是其中少數以事實來驗證理論的人。

我在1937年獲得研究產業組織的獎學金，從此開始投入這個主題。1948年，我抵達曼徹斯特（Manchester），並出版了《營運成本》（OverheadCosts）一書，這是由我的博士論文修訂而成。

我對營運成本感興趣的部分，是當單位平均成本高於邊際成本時的價格結構問題。柏萊圖法則（Partorule）認為價格應該等於邊際成本，但如果在上述情況中引用此一法則，恐怕廠商就要關門大吉了。實際上，這種狀況一如今天的航空業，在破產與獨占之間擺蕩。大多數經濟學家傾向於強制施行邊際定價，並補貼廠商邊際成本與平均成本之間的差額。從整體產業政策的觀點來看，這似乎不切實際，而且我們也無法認同其正當性，因為許多納稅人將會被迫為自己從未享用的服務付費。假如我們從使用者付費的觀點來看，那麽問題將縮小到如何將固定成本分攤到使用者這個課題上。就這項問題，我是從鐵路"對交通載運者收費"的原則出發，並結合羅賓遜夫人（JoanRobinson）提出的新差別取價理論（newpricediscriminationtheory）。

營運成本另外一個層面是時間的面向。需求經常是不穩定而有波動，假如產出的成品無法儲存，勢必會定期或不定期地發生生產能力閑置。如何分攤這方面的成本呢？我認為處理這個問題的正確方法，就是把固定投資視為生產者所分擔不同時間內不同產出的聯合成本，大家各自就其能力負擔，而且這些支出的總和不能超過總成本。

因此，我論文的重點，是要探討在營運成本的不同計算方式下，產業的價格系統如何，而不是著眼於單純的單位產出成本。這些價格系統包括：復式定價、不同時段的差別定價、數量折扣、權利金折讓以及相關的制度問題，如交易印花、指定采購等，而有關定價的法律史也是我的興趣所在。由於往後的二十年，英國廣泛地實行價格管制措施，因此我的著作也就有了現成的讀者。

混合型經濟的管理

這項有關產業結構的分析，成為我閑暇時著作的背景資料，這些著作包括1949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名為《經濟計劃原理》（ThePrinciplesofEconomicPlanning）。到今年正好成立滿一百周年的費邊社（FabianSociety），可以說是英國工黨（LabourParty）的智囊團。事實上，費邊社成立在工黨之前，並獨立於工黨之外。1947年，我曾參加費邊社舉辦的一場研討會，並宣讀了一篇論文，主題是避免通貨膨脹的重要性以及必須采取的措施，結果遭到毫不留情的抨擊。我對於他們情緒化的表現感到驚訝，於是向大會秘書長說："你們真的需要委托專人對管理混合型經濟（mixedeconomy）的問題和潛在風險進行研究。"他說："為什麽你不來做呢？"我想了一下，隨即答應了他的提議。

費邊社出版的研究小冊，一般大約在二三十頁之間，但是我的這份報告卻超過了一百頁。並不是我喜歡長篇大論，實在是如何管理混合型經濟這個課題，的確需要這樣的篇幅。這本書並不是開山之作，但剛好趕上議題廣受討論的時機，因此雖然探討只能限於1948年英國存在的問題，後來卻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世界各地廣泛發行。書中對避免通貨膨脹所開的處方，是屬於凱恩斯學派的觀點，也就是維持貨幣所得的年增率不超過3％。最近為了這次演講，我又重新創覽了這本著作，有一點引起我註意的是：混合型經濟的施行，經常是為了順應民眾普遍深感挫折的浪潮，但最後總會迎面撞上國際收支的暗礁而改弦易轍（如1936與1981年的法國、1945年的英國以及1976年的牙買加）。針對一個新掌權的社會主義民主政府，其所實行的混合型經濟將會遭遇哪些問題，實在有人該寫本手冊——一陳述，書名或許可以用類似"最初的兩年"這樣的標題。當然，這有待其他的作者來執筆了。

再回到我的學術發展歷程。根據我的猜想，此一系列講座的主辦單位．是希望了解一個人的思想如何和他所處的環境發生關聯。然而，我個人的情況並不是這方面的典範。一開始我就說過，其實我最初想當工程師，但卻陰差陽錯地成為經濟學家；我去大學任教，是因為並沒有其他工作可供選擇；而成為應用經濟學者，則是因為那是我指導教授研究的主題。之後我的人生旅途，也仍然是循著這樣的軌跡。我並不是在抱怨，因為比起別人，命運之神已經給我太多的眷顧。在此，我只是很忠實地陳述實際發生的事情。

1945年，我停掉產業經濟的課程，教起一門並非我主動選擇的課程：兩次大戰之間的世界經濟。當時經濟系的代理系主任是哈耶克，他有一天對我說："我們一直向學生灌輸產業循環理論以及經濟大恐慌的原因，但是目前進來的學生都是1927年出生的，他們對大恐慌並沒有任何記憶，也就搞不懂我們在說什麽。你為什麽不開一門課，來探討一下兩次大戰之間的世界經濟情勢呢？"我回答說："對你的問題，我的答案很簡單，那就是，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兩次大戰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麽事。"哈耶克接著說："那剛好！學習某種學科的最好方法，就是教這門學科。"這一段因緣，促成了四年後我所出版的一本小書，名為《1919年～1939年之經濟回顧》（EconomicSurvey1919年～1939年），匯整了我們當時對1919年～1939年間世界經濟的認知。

在今天來看，這些工作應該是屬於計量經濟學者的工作，只是當時計量經濟學還未在經濟學領域裏建立起獨領風騷的地位。丁伯根（Tinbergen）在戰時為英國經濟所發展的模型，已經指出一條道路，但也不過是很一般化的方向。同時，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各項數據資料，可以說是相當匾乏。我曾希望透過閱讀這段期間出版的各項經濟文獻，特別是財務金融周報之類，獲得一些線索，但結果可說是一無所獲。今天我們所使用的語言，已和當年大異其趣，經濟學家行文之中，大量使用各種百分比和數字，即使我們每天閱讀的報紙亦然，連一般的讀者好像也得在腦袋裏放一部個人電腦，以便隨時能由一項指標跳到另一項指標。戰前的經濟學家，則常用"許多"、"一些"、"某些"等字眼，避免使用具體的數字。

探索經濟大恐慌

回顧這段經驗，我感覺，與20年代的所謂大繁榮相比，我個人在處理30年代的大恐慌上更為遊刃有余。美國人自認為20年代的後五年，是美國經濟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但這樣的認知並沒有統計學上的根據，因為各項經濟指標的表現只是平平而已。在這樣錯誤認知的影響下，一般人往往認為20年代的世界經濟景氣也是普遍繁榮，從而低估了當時全球貿易相對停滯的現象，以及因此衍生的後果。當時主要的工業產品普遍出現超額供給，特別是紡織、鋼鐵、造船，以及煤等產業更為嚴重，使得英國、德國、日本與印度的重要工業生產中心失業問題嚴重。當時的經濟學者，大都是從匯率失衡的觀點來看這些問題；但今天我們會稱之為結構性的失業（strcturalunemployment），並尋求較積極的解決之道。我書中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十年發生大蕭條，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十年卻出現空前的繁榮，即未提出任何質疑，也未加以解答。我想這個問題的部分答案，應該是全球經濟在20年代後半期比50年代後半期更不穩定吧！

奇怪的是，30年代的大恐慌反而是較容易理解的。首先要避免碰觸的問題是：究竟是什麽原因造成了經濟大衰退？汗牛充棟的景氣循環理論（tradecycletheory），提出了各種可能的成因，每種都是充分但卻非必要的條件。要弄清問題，可能就像和八爪魚打一場混戰。

我對這個問題所采取的態度是，承認在前一個世紀中，每間隔四到十年就會發生衰退的現象。因此問題並不在於1929年為何會發生衰退，而是在於為何衰退一旦開始，會如此急劇地惡化？其間有何特殊之處？我們不可能只用兩段文字，就對大恐慌的原因有完整的交待，但卻可以將七項決定性的因素整理如下：1．當時美國經濟的繁榮，和鐵道——營建——移民——建築產業的循環周期相重合。然而，隨著美國國會通過從1924年起限制移民的法案，營建業的景氣自20年代中期開始減退，再加上30年代後前半段經濟的不正常，遂導致整體經濟全面惡化。

2.在20年代中期，由於農產品產量的成長速度超過需求成長，使得農產品價格在美國國內及國際市場上不斷滑落。農村地區的消費能力與水準也跟著降低，而農村銀行宣告倒閉的情況偏高。

3．當時的貨幣與財政主管當局相信，重振生產的最好方法，就是降低所得的流通，而他們也的確如此執行。此舉可能也使不景氣雪上加霜。

4．德國產業的蕭條和美國一樣嚴重，二者間關系的效果加重了彼此景氣的惡化。

5．各地的資本家普遍缺乏信心，從而減少投資。投資減少意味著生產降低、所得減少、產能過剩，從而使投資更為減少，形成了惡性循環。

6．紐約證券市場的氣氛在20年代末期過度樂觀，但之後卻兵敗如山倒，連不相幹的消息也能導致股價下跌。7.各國相繼放棄金本位制，實施嚴格的外匯管制，並提高關稅。國際貿易量下跌了30％。

上文僅是對大蕭條原因的敘述，並沒有列示這些因素的相對重要性、發生的順序或彼此之間的關系，這些是計量經濟學者的事。我只是要借此說明，由於有這麽多的不利因素聚在一起，難怪會造成1929年的經濟大恐慌。

貿易條件的決定因素

在我看來，《1919年～1939年之經濟回顧》的出版，還有兩個未解決的問題，而我在之後的學術生涯中，也花了相當多的精力加以研究。第一個問題是，決定工業制品與初級產品之間貿易條件（termsoftrade）的因素為何，這個問題可以說是該書的中心課題。1925年之後，農產品價格下跌對整體經濟的影響加速蔓延，造成農村破產，銀行倒閉，更促使若幹國家放棄了金本位制度。其實，這也是我一生鉆研的中心課題，因為我的祖國一直深受農產品價格巨幅波動之苦，使穩定經濟情勢的措施備加困難。

我對貿易條件的後續研究，是源自一項觀察，那就是世界工業生產指數與世界初級產品貿易指數之間，存在一個穩定的關系。工業生產每成長1％，會伴隨著初級產品的貿易成長0．87％。此一關系可以追溯到1873年，並後推到1973年，但1873年以前則不適用。在研究的過程中，我編印了回溯至1870年、甚至1850年的統計資料，包括全球工業生產指數、工業制品與初級產品的全球貿易、熱帶農產品及工業制品的價格等。

從理論的觀點來看，貿易條件的短期決定因素，必須是供給與需求。每個人都可以為不同類的商品設計供需模型，並計算其短期彈性。但根據我在下面將提及的模式，熱帶農作物的貿易條件，從長期的觀點來看，是取決於無限大的供給彈性，因此根本不受需求變化的影響。供給彈性無限大，是由於在整個熱帶農作物產出之中，出口只占很低的比重——不到20％，因此長時間內（例如二十年以上）外銷農產品能在固定的成本下擴增或縮減數量。由於糧食生產的收益甚低，上述的成本非常低。根據此一分析，得到一項非常重要的結論，即農民最好生產更多的糧食，而不要將資源用於生產更多的外銷農產品。此一論爭仍然是目前相當熱門的議題。

現在，再回到前書所留下的第二個問題。只要研究經濟大恐慌，就一定會面對這樣的問題：這到底是前所未有的單一事件，還是連續系列中的一個環節。對這個問題，我從50年代開始繼續研究，直到1978年出版《1890年～1913年的成長與波動》（GrowthandFluctuations1890-1913）這本書。為什麽會耗費這樣長時間，部分原因是其中有9年暫時脫離大學的研究環境，還有是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收集與準備資料，其中包括我之前提及的各項指數。

景氣循環的歷史軌跡

針對大恐慌究竟是否為單一事件的問題，答案是正反各半。持否定說法者認為，美國大概每二十年就會發生一次經濟大衰退。持肯定說法者則認為，1929年的經濟大恐慌，其嚴重程度是先前歷次衰退所不能比擬的。

幾次重大經濟衰退的年度分別是1872年、1892年、1906年及1929年（巧合的是，這一系列的衰退繼續於1956年與1973年發生）。這一連串的衰退是由顧誌耐（SimonKuzs）首先研究並加以界定，所以又稱為"顧誌耐衰退"。其後由於阿布拉摩維茲（Abramovitz）的研究，使我對此問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整個循環系源自營建業的長期循環周期，從景氣的谷底開始，鐵路建設積極展開，接下來是移民湧入，然後是興建住宅。經濟在經歷了十年的繁榮後，接下來會有十年的衰退，涵蓋所謂的顧誌耐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一系列的景氣循環會相繼1956年與1973年出現，實在出人意料，因為鐵路的建造已告終止，同時移民也大受限制，不具周期性。因此我可以假定，美國和其他國家一樣，住宅建築部門的規模都已大到一個程度，足以在整體經濟中形成一個以二十年為周期的景氣循環。

二十年的循環就談到這裏。又有一派主張五十年為一周期的循環，即在二十五年的相對創見，因此也以他的名字命名。我著手撰寫《成長與波動》一書的過程中，對此下過相當的功夫，但卻沒能在世界工業生產史中發現任何以五十年為一周期的循環。農業生產在1899年倒是面臨了一個轉折點。1873年～1899年間的農業產出的成長，遠高於1899年1920年。1899年以後，一路滑落的農產品價格開始上揚。由於物價上升，使得1899年之後的實際工資（Realwage）開始下跌。1899年之後，制造業產品的出口快速增長，部分是因為農工產品之間相對貿易條件的改變。1899年之後的農業產出與價格呈現了此一改變的趨勢，這一點並無太大的爭議；但另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是，1899年之後，全球的工業生產是否有較快的成長，而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從1973年來，我們又經歷了長期的衰退，使康卓鐵夫的學說再現生機，他的論述在歐洲正快速成長。這方面的論爭，仍在持續地加溫中。

再回到我個人的生平。我的研究生涯，可以劃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我研究產業結構；其次，我探討19世紀中葉以後的世界經濟史；第三個部分則是對經濟發展問題的鉆研。我已經談過前兩個部分，現在則要談談經濟發展的部分。

反對帝國主義

我對這個主題感興趣，乃是衍生自個人反帝國主義的信念。我還記得七歲那年，家父曾帶我參加當地的馬卡斯·加維協會（MarcusGarveyassociation）的聚會。因此，我生平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就是由費邊社發行的名為《西印度群島的勞工》（LabourinthewestIndies）的小冊子，也就不足為奇了。該書敘述了二三十年代工會運動的崛起，特別是30年代工會與政府之間的激烈沖突。該書並不是宣傳手冊，而是根據報紙的報導以及和工會領袖的訪問對話所匯編而成的。

我在倫敦遇見在全球各地反帝國主義的同誌，並著手對英國殖民帝國及其統治措施進行系統性的研究——如對有色人種的歧視，又如在肯尼亞嚴禁非洲人種植咖啡，迫使他們投身勞力市場，賺取繳稅所需的現金。

到了大戰期間，我們可以感覺到整個氣氛在轉變。在和許多反帝國主義者，特別是英國工黨的國會議員交換意見之後，我感覺到權力核心已經對維系帝國失去興趣，也準備逐漸放棄。1943年，我甚至還受殖民辦公室（ColonialOffice）邀請，擔任新成立的經濟咨詢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在我的建議之下，該委員會對各個經濟部門的經濟政策，進行了系統化的調查。從這個過程中，我才清楚地了解，政府官員對於哪些是該做的事，彼此之間的歧見有多大。

1946年，倫敦經濟學院為來自各殖民地的社會工作者，開了為期一年的特別課程，我應邀講授基本經濟學。但我實際講授的是經濟政策。我記得，有一位學生在課堂上痛斥英國派駐該國總督的某些政策，我打斷了他，並且說："假如你是貴國的部長，你會怎麽做？你的國家將會在十年內獨立，那時你可能擔任部長或部門主管。數落英國政府的各項罪狀，並沒有任何禆益。你需要自己有一套積極的方案。你在倫敦經濟學院的這一年，就是讓你有機會學習如何面對各種棘手的問題。"我對時間的預估稍嫌太早，這位學生的國家，系經過十七年而非十年才宣告獨立——但除此之外我都相當正確，該名學生後來真的成為部長。

經濟發展理論

我之所以要述說這段故事，是要用來闡釋我著作中的一個重點。個人一直深信不疑，對經濟成長來說，最重要的是如何將自己擁有的資源發揮到極致，外在事件只是次要的因素。經濟發展的專家應該要能提供官員務實的建議。然而，我本身卻沒有嚴格遵守這樣的信條。我對歷史的過程有興趣，偶然也涉獵國際經濟秩序的哲學思維，但其實我思考與著述最勤的，仍是國內政策的課題。

1948年，我前往曼徹斯特擔任正教授，開始有系統地講授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economics）的課程。該課程特別強調政策面，因此必須對社會學與政治實務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實務上，有些經濟學家太強調價格機能，而忘卻了有時從制度面著手改變，可能比價格的改變更易解決問題。同樣地，也有若幹結構派經濟學家，極力避免使用價格作為政策工具，因為它可能對所得的分配與波動產生不利的影響。在這兩派經濟學家之間，我算是立場中庸。1955年，我出版了《經濟成長理論》（TheTheoryofEconomicGrowth）一書，目的之一即是要具體說明這些論點，同時對經濟面有興趣的人，也會發現到該書對社會面作了完整的鋪陳。

我個人對發展經濟學的主要貢獻，是所謂的兩部門模型（two－sectormodel），也是經過對長期所得分配的觀察與深入研究所獲致的成果。根據我曾讀過的約翰及色芭拉·漢蒙德（JohnandBarbaraHammond）的研究報告，產業革命並未提高城市的工資水準。假如這項結論是正確的，那就可以解釋何以國民所得的組成中，利潤所占的比例會提高，這與新古典學派經濟學者所預期的利潤比例為固定的觀點，可以說完全相反。實際工資的恒常不變，我認為與另一項難解之謎有關。為數不少的發展中國家，已經發展了相當長的時間，例如錫蘭（Ceylon，稱斯裏蘭卡）已經開發了一百年。為什麽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準還是那麽低落？這是對已受相當程度文明洗禮的錫蘭，又是怎麽回事？

彈性無限大的勞動供給

要解答這兩個問題，必須打破既有知識上的局限。所有我曾學習過的一般均衡模型（generalequilibriammodels）中，勞動的供給彈性均為零，所以增加任何投資，將會提升對勞動的需求，使得工資上揚。然而，如果設定勞動的供給彈性為無限大，我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在這個模型下，技術提升所帶來的利益，完全歸屬於雇主以及極少數高薪階層的員工，廣大工資微薄的都市勞工是沒有份的，因此成長只會帶來利潤的增長。在大宗物資市場方面，由於熱帶農作物的供給無限，因此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利益，也曾全部由工業界的買方所享有，其道理與前面是一樣的。

兩部門模型的提出，立即吸引了全球經濟學者的註意，因為它可以應用在許多不同的場合。但我們必須特別小心，先確認此一模型的確適用於某種特殊的情況，再實際加以應用。在研究像是移民問題時，這些模型特別有用。移民問題在戰後成為備受矚目的課題，是因為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不管是已開發或是開發中，都面臨了人口大量移動的問題，包括城鄉之間的移動以及從貧窮國家移向富有的國家。例如，由墨西哥遷往美國，或是土耳其人大批向德國移民，都可用此模型來研究其所造成的影響。人口爆炸、技術性失業（technologicalunemployment）、婦女走出家庭投入就業市場等因素加在一起，使得發展中國家面臨城市勞動供給過剩，不可能達成充分就業。這些缺乏技術的勞工，其工資水準有一定的上下限，如同具有無限大的供給彈性。當然，我們無意也不需要設定絕對的彈性無限大。

現在，這個模型的影響與沖擊已經大幅減低。由於大學生已經不再被灌輸勞動供給彈性必然為零的模型，所以彈性有可能幾近無限大的說法也就不是那麽大不了的事。事實上，在往後的幾年，曾有一些書籍與專文探討此問題，但最初的熱潮已消退了。

全球出訪

1950年後，我曾訪問第三世界許多地方，這和我在1947年與葛萊蒡斯（GladysJacobs）結婚有關。她來自鄰近的格林納達（Grenada），也是在新教徒的家庭中長大。由於她全心全意照顧兩個小孩和我，因此我到各地訪問就無後顧之憂。至今我們仍相守在一起。

我出國訪問，有時是擔任咨詢顧問，有時是參加會議，有時則是前往任教。咨詢顧問的角色，已逐漸在消失之中。以60年代為例，如果一位學者在某一學問上專攻十數年之久，同時對不同國家在這方面的作法也都有相當的了解，那麽在造訪一個國家並應邀提供各種意見時，他大概一定會說："甲國正在實施這項計劃，而乙國則正在嘗試另一種作法。"不過到了80年代，這些國家都已經雇用了為數不少的專業經濟學者，而他們在經濟分析技術及政策方面都受過良好的訓練。他們可能仍樂於與你一見，但是關於他們的經濟問題，他們本身的了解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你了。

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四處拜訪中的所見所聞，讓我獲益良多。例如，我一直未加入爭取高等教育經費不設限的行列，可能有部分是因為埃及與印度的經驗，讓我對所謂的吸納容量（absorptivecapacity）感到懷疑，另外的原因可能是責任感。在我擔任西印度群島大學（UniversityoftheWestIndies）副校長期間，我就從不向財政部長多要一分我認為不該要的經費。正因為如此，我在教育方面的專題報告或論文，都是從人力資源預算（manpowerbudgeting）的方法來切入，而不用當時曾經盛極一時而現在已沒落的邊際生產力（Marginalproductivity）分析法。

在加納（Ghana），我首次目睹過多移民湧入城市產生的後果，於是開始動筆撰寫這方面的問題。

在牙買加，我初次觀察到目前通稱為"荷蘭病"（Dutchdisease）的現象，也撰寫了相關的報告。該國的某一項產業只雇用極少數的人員，卻為該國賺進大量的外匯，也支付員工極高的工資。由此造成其他產業的工資隨著上揚，超過業者所能支付的程度，終於導致失業的問題。

在印度，我碰到了貧瘠地帶的問題，數以億計的人民所賴以為生的土地，根本無法生產足以維持高生活水準的產出。至於我有關發展規劃的著作，系以我為加勒比海以及西非諸國研擬經濟發展計劃的實際經驗為基礎。

我在許多國家中學到了政治問題在許多層面的困難之處。其中最簡單的層面要算管理的問題，就是以或多或少符合規定的方式，把事情都如期完成。另外一個層面則是如何將貪汙舞弊情事減到最少，如果這個問題和任人為親相結合，情況就更嚴重，可能會導致指派不稱職的管理人員。最後，我註意到的是，這些國家大都不是由同質的人民所組成，在宗教、語言、部族或種族上有歧異。我所寫的《西非的政治》（PoliticsinWestAfrica）一書，既點出了這些問題，也提出了若幹對策。本書出版之際，曾經遭受嚴厲的抨擊，不過，現在該書的分析已被視為理所當然。

為發展中國家貢獻心力

發展經濟學的學者可以分為悲觀及樂觀兩派。悲觀派也不是見解完全一致，有些人認為，對外貿易會削弱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因為貿易將摧毀原有的手工業，同時又引發對進口財貨的需求。另有些人則擔心多國籍企業的問題。還有人相信，如果沒有獲得足夠的財務援助，一些最貧困的經濟體將無法起飛，然而這些援助的額度卻經常不足。我個人一直是屬於樂觀派，因為一開始我就認為歐洲人能做的，我們也做得到，這是很自然的道理；其後看到開發中國家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發展速度，更讓我們相信絕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已經獲得相當的成就。

在此，我要提醒一點，有關經濟成長的研究充其量只處在嬰兒期。各個國家起落浮沈不定，我們實在很難預測在未來的二十年內，哪些國家在經濟上會有最好的或是最壞的表現。不只對發展中國家如此，發達國家亦然。經濟學在解釋過去二十年所發生的種種現象，可以說是駕輕就熟，但是談到預測未來，則常是淪為意識形態上的論述。

在1957年～1973年之間，我曾有九年的時間離開研究工作，任職於行政體系，包括：紐約聯合國總部、加納總理恩克魯馬（Nkrumah）博士的經濟顧問、西印度群島大學副校長、加勒比海開發銀行（CaribbeanDevelopmentBack）總裁。這些工作的磨練（相較於早先赴印度與加納的現察訪問），讓我學得諸多行政管理的經驗，但在經濟發展理論相關事情上則收獲有限。目前我已經出版了十本書以及將近八十篇的研究論文。如果那九年我仍在大學擔任教學與研究的工作，應該還可以再多寫一本書以及十多篇的論文。不過當時我致力於建立一些高素質的組織，希望它的高標準不但能產生豐碩的成果，也可以鼓舞其他的機構起而效法。其間偶爾也產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情況。有次我在巴巴多斯（Barbados）的一個酒會上，碰到一位年輕的會計師，我問他為何沒有看到我們的征才廣告而來應征。他說："我本來想申請，可是一位朋友對我說，千萬別到那家銀行，因為你會忙壞了。"我說："我從來沒有要他們忙得不可開交。"他回答說；"你是沒有，可是你自己那麽認真，其他人都不得不以你為榜樣了。"

回顧我這一生，可以說像一種奇妙的混合物。我曾經歷過所謂轉型期，因此了解轉型前後兩端的狀況（盡管整個轉型可能還沒有完成）。我曾經遭遇各種常見的歧視——投宿遭拒、受到推薦卻工作不成、種種失禮的對待等等。然而，有時預期會吃閉門羹，卻發現大門敞開。我早就習於作打破慣例的第一位黑人，而隨著過渡期種種新機會的出現，這種情形是愈來愈少了。身為種族的一個表率，多少會有壓力，但是我總是提醒自己，其他人正在後面一路追隨我的腳步，他們是否會吃閉門羹，有一小部分應該和我個人的表現有關。誠如我在一開始所說的，我從沒有想到我要成為經濟學家。家母曾教導我要全力以赴，而這正是我一生努力去實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