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李白、杜甫相比，李商隱的詩敘事性更少。李白的《長幹行》開篇就是“妾發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有一個故事在發展。杜甫的詩敘事性也很強，《石壕吏》中“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也是敘事。李商隱的詩最大的特征是把故事全部抽離。荷葉在什麽地方，當時是什麽時間，他都不太界定，對事物是比較抽象的描述。可以說晚唐的詩擺脫了敘事詩的限制。

李商隱的風格比較接近“象征”，象征主義是借用的西方美學的名稱，特別是指十九世紀末期波特萊爾、魏爾倫、蘭波、王爾德這些作家的創作風格。

王爾德很有名的童話都是采用象征手法。他曾經寫過，有一個大學生愛上一個女孩，那個女孩要他送一些盛放的紅玫瑰給自己，才答應和他跳舞。可是大學生的花園裏一朵玫瑰也沒有，他哭了起來。哭聲被一只夜鶯聽到了，它感受到了這個青年男子內心的愛和落寞，決定為他完成這個心願。於是，它把自己的心口貼在玫瑰樹的刺上開始唱歌，鮮血灌註進樹的“血管”，一夜之間，紅玫瑰的花瓣次第開放。在這個故事中，王爾德用象征主義手法描述了如果用生命去付出，用心血去灌溉，絕美的奇跡就會發生，很像李商隱寫的“身在情長在”。第二天，大學生在窗外看到了一朵盛放的紅玫瑰，但他沒有看到底下有一只夜鶯的屍體。這就是所謂象征主義的文學，常常用寓言或者典故來書寫個體的生命經驗。

我不鼓勵大家去讀那些有關李商隱詩句的註解，越註解離本意越遠。有時候我對學生說，我很喜歡李商隱。他們問讀哪一個版本的註解，我說讀王爾德吧。我覺得王爾德是對李商隱最好的註解，一個在英國，一個在西安，一個在十九世紀，一個在九世紀，可是他們仿佛是同一個人，關註的內容是那麽相似。他們分別用漢語和英語寫作，不同的語言卻有相同的意象，他們都喜歡寫月光，喜歡寫鶯，喜歡寫一些華麗與幻滅之間的交替。從這樣一個角度，大家可以進到李商隱的詩歌世界，慢慢感覺到，我們自己的生命裏大概曾經有過李白那樣的感覺，曾經希望豪邁和遼闊；我們大概也有過杜甫那種對現世的悲哀，偶然走到街頭，看到一個窮困的人，希望能寫出《石壕吏》中的悲情；但我們的生命也有一個部分，很接近李商隱那種非常個人化的感受。李商隱的詩中有非常私情的部分，他大多數時候都是在面對自己的私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