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我會時不時翻翻我那些老舊的題字本，再看看裝裱好的那些牌匾，或者詩詞字畫，總會有一種被強風襲擊的感覺，那是一種突然驚醒後振作的歡歌，我從朦朧中看出某些人的影來。

1983年6月全國政協大會期間，商承祚、梁容若同居一室。商先生與我的老師美學大師宗白華是多年老友，故我專門去探望。

商先生是著名的古文字學家和書法家，其篆書一字難求，享譽海內外。他是廣東省番禹縣水口營（今屬廣東花都區）人，1902年出生於清末“探花”之家，時為中山大學教授。

商先生顯得十分幹練，同我談宗白華先生。同來的梁容若先生是從臺灣歸來的學者，話不多，體型微胖。

商先生談得高興，在我的筆記本上用墨筆書寫了：“學而後知不足一九八三年六月為士方仁弟書商承祚於北京”，梁先生也書寫了：“作平凡的人寫平凡的文章士方先生梁容若一九八三年六月”。可惜商先生寫的是行楷，不是篆書，所以收藏起來不是很方便。

我與商、梁二先生也僅此一面之緣，1991年商先生去世。

關於商先生，在文壇藝苑有一些故事。

其中他評論徐悲鴻作品最為精彩。

抗戰時在重慶，徐悲鴻在重慶教書，住磻溪，又在市區租賃一間畫室，常在畫室作畫。逢星期日休息日，商承祚便往徐悲鴻畫室造訪、聚談。

徐悲鴻作畫之前，將四川夾江紙對裁，縱筆作潑墨寫意畫，畫得特別快，頃刻間即成一紙，數小時堆滿一床。有一天，商從徐的畫中選出四張，說：“我對你的畫提些意見。”徐答：“歡迎，竭誠歡迎！”

商先生展開奔馬圖，評道：“三條腿的馬。”次展其貓圖，其貓坐案邊。回首垂尾，尾巴又大又長，評道：“狐貍尾巴貓。”再展其侍女圖，其女頸子細長，評道：“吊死鬼美人！”又展其竹圖，其竹似蔗，評曰：“甘蔗竹子。”徐聽一次便笑一次，最後二人相視大笑，笑不可抑……

徐曰：“我到重慶以來，聽到的都是一片贊揚聲，未聞批評意見，更未聞尖銳的批評意見。今日君有話直言，提出這樣的尖銳批評，得益匪淺，此誠謂知友也！”稍停，又笑曰：“今日中午，我請你吃午飯。”

梁容若，河北省行唐縣人，原名梁繩祎。1928年畢業於北平師範大學，1934年考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1936年從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回國，先後任河北省教育廳督學、綏遠省政府代秘書長、河北大學講師和教授等。1948年去臺灣，在臺北創辦《國語日報》，並先後任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大學、東海大學教授。1974年退休後移居美國。1981年6月21日回國定居，先後任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大學客座教授。1984年因兒子遭遇車禍返美，直至逝世。

梁先生終生致力於中國文學史及中日文化關系史研究，著述甚富，主要有《中國文學史研究》《作家與作品》《文學十家傳》《文史叢論》《坦白與說謊》《國語與國文》《常識與人格》（徐復觀的學格與人格）《容若散文集》《談書集》《大度山雜話》《南海隨筆》《鵝毛集》《藍天白雲集》《中國文化東漸研究》《漢學東漸叢考》《現代日本漢學研究》《中日文化論集》《中日文化交流史論》等，還為《註音詳解古今文選》編著不少文章，其中《我看大明湖》一文被列入香港中學語文課程。

1983年，商承祚（左）與梁容若（右）在一起聊天。商承祚是著名書法家，曾多次造訪徐悲鴻作畫的工作室，他對徐悲鴻幫助很大。（1983年6月作者攝，此照片當年經過當事人審定）

作為尚秉和的高足之一，對尚秉和先生的學識、文章，梁容若予以如此評價：“先生論史，步趨班、馬，而亦瓣香蔚宗。論史法，以為正確、簡練、生動，缺一不可，直書史實，勸懲自見，是非自明”，“先生相與講論之友朋，如王樹枏、吳闿生、高閬仙、張鼎彜等，雅尚略同，皆能有公鑒，無姑息，讜論斧削，以比跡古人，力爭上遊為準的。先生虛懷采納，損之又損，用能文省而事賅，扼要而暢達。文章詼奇雋永，引人入勝，吳北江氏謂，殆欲與左史班範相爭衡。”

感念二位大師知遇之恩，今思之，如潮湧。

鄒士方著《藝術大師的流年光影》

馮其庸幽居瓜飯樓

紅學大師馮其庸也是一位造詣頗深的書畫家，他專畫南瓜，畫成紅色的，很有特點，1988年秋他曾在冊頁上為我畫過一幅。

那次在中國藝術研究院他的辦公室，他為我畫完南瓜後，我將一幅家母的工筆花卉遺作交與他，請他題字，蒙他慨允。

馮先生是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他的辦公室地點就在恭王府大觀園裏，亭臺樓閣，曲徑假山，頗有意趣。馮先生時時在這裏辦公，作畫作書，我感覺他已經融在這濃重的歷史氛圍和文化氣味裏了。

不久馮先生寄來他寫給劉海粟大師的詩稿，由我刊在報上，那時馮先生與海粟大師交誼甚厚。

我惦記著家母那幅遺作，就寫信給他，問有何結果，因為時間太長了。他復我一信：

士方同誌：

來信收到，屬題令尊大作，因忙因病遲遲未果，近日心臟病又加重，故一直未動手，特別是我平時書寫都是大字，用的都是粗筆，令尊的畫極為工細，如題在原作上，必須有小狼毫，最好是裱後題在綾邊上，方不致損壞原作，請您理解這些情況。我明日去上海治病，月底回來，月底可先通電話，然後即請將原作取回去。我從未說過原作丟了，怎麼可能有原作丟了的事呢？請千萬放心！匆復不一一問

好

馮其庸十一、六

我通了電話後，到馮先生辦公室將畫取回，以後也就再未麻煩馮先生了，不過，對他的一片情誼，我至今仍感懷在心。

馮先生的書法眼下頗被人看好，有收藏家展望他的書法潛在價值很大，今後可能引領一方，一路升值。馮先生給我寫信用的是硬筆，不知硬筆書法所值幾何？但此信文有誤，令尊乃令堂之誤。

馮先生近年寓居京東通州“瓜飯樓”，2004年又出版“紅學”專著《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在中國學術界產生較大反響，被稱為“馮批紅樓夢”。

馮其庸先生生於1924年，原名馮遲，字其庸，號寬堂，江蘇無錫人。1948年無錫國專本科畢業，1949年後，歷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是中國紅樓夢學會會長、中國漢畫學會會長、《紅樓夢學刊》主編，曾獲美富布賴特基金會榮譽學術證狀。專著有《春草集》《逝川集》《秋風集》《記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曹雪芹家世?紅樓夢文物圖錄》《朱屺瞻年譜》《吳梅村年譜》，主編《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匯校》《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紅樓夢大辭典》《歷代文選》等。

馮其庸先生對曹雪芹的生平、家事、祖籍的研究，對《紅樓夢》思想內容的研究卓有成就。

馮老回憶說：“中學時讀《紅樓夢》，讀了一半就讀不下去，覺得婆婆媽媽。我喜歡《三國演義》《水滸》，看這個覺得沒勁。”

那時候馮其庸19歲，年少的他熱愛讀書，卻和《紅樓夢》擦肩而過，直到過了而立之年才與《紅樓夢》再續前緣。

1954年，馮其庸到中國人民大學任教，正好趕上批判新紅學派胡適，作為古典文學研究的專家，馮其庸不得不重新讀起《紅樓夢》。這一看，就再也沒有放下。而真正讓馮其庸與曹雪芹產生共鳴的，是在抄寫《紅樓夢》以後。

20世紀60年代，馮其庸被打成吳晗“三家村”的人物。1969年，他怕抄家時被人抄走，就偷偷把一本《紅樓夢》留下來抄寫。每天夜深人靜，馮其庸就挑燈夜戰，一筆一筆抄寫，每次幾個小時。整整一年，馮其庸按照《紅樓夢》的原行原頁，用朱墨兩色抄成，一共16本，終於在1970年下放前抄完。

這些經歷讓馮其庸對《紅樓夢》有了新的認識。他說：#原點書屋 www.txtyd.com“《紅樓夢》實際上是寫一個人的人生，也只有曹雪芹經歷過這樣事情的人才寫得出來。”

時至今日，馮老以其85歲的高齡仍然致力於紅學的研究，他剛剛重新校訂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紅樓夢》，這已經是他第三次校訂《紅樓夢》了。

馮先生為何將自己的住所命名為“瓜飯樓”？為何喜畫南瓜？這與他經歷有關。他回憶說：“我家窮，小學五年級失學，然後下田種地、養羊，什麼都會。八年抗戰時家裏沒糧食，就吃自己種的南瓜。南瓜少，一家人不夠吃，靠鄰居再送點勉強度日。所以現在，我給這棟小樓命名瓜飯樓。我是真正的農民出身，只不過從小愛讀書受到幾位名師的指點而已。”

著名紅學家馮其庸（左）與本書作者合影於恭王府。（1988年秋）

2006年5月，他在中國美術館舉辦了書畫展。

馮其庸先生頻有驚人之舉。他從64歲開始重走玄奘路，六次去甘肅，七次去新疆，75歲高齡登上五千米的紅其拉甫口岸和明鐵蓋達阪，越是人跡罕至之境越能激發他的豪情。在大漠，他一次喝下一斤白酒，酒醉後狂毫揮筆。

其豪情，其豪氣，估計80後90後都得直呼“神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