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6日淩晨，一代美學宗匠朱光潛老師告別了他的事業，與世長辭了，而我得到這個噩耗已是下午了。

那天上午，我正在朱先生的老友李可染大師處，李老向我詢及朱老的近況，我說：“看起來比去年秋天好多了，由人攙扶著可以走動，頭腦也比前些時候清楚多了……”

我這樣講是有理由的，我是以欣慰的口吻講這一番話的，因為1月20日我去拜望朱老，他給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那天他正在伏案練字，朱師母告訴我說，醫生囑咐朱老的手要經常活動，最好每天堅持寫一些字，這對他的腦和手的恢復都會有好處。朱老那天是用鋼筆在一頁頁的橫格紙上抄寫“古詩文鋼筆習字帖”。望著朱老清臒的面龐、佝僂的身軀、爆滿青筋的雙手，我心中生出無限感慨。想起朱老在美學園地辛勤耕耘的種種感人情景，他那發自肺腑的話語，一下子在我腦海中映現出來：“只要我還在世一日，就要做一天事，春蠶到死絲方盡，但願我吐的絲湊上旁人吐的絲，能替人間增加哪怕一絲絲的溫暖，使春意更濃也好。”

那天我感覺朱老的心境不錯，就請求他在我的紀念冊上寫幾個字留念，他抄錄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詩句。

朱師母告訴我，前幾天接到胡愈之先生逝世的消息時，朱老很悲痛，花了大半天力氣才寫出了兩句挽聯。師母拿出朱老的手跡給我看，那是：“以刻苦耐勞做了一世窮苦青年的榜樣，以端方正直做了一代政治家的楷模”。

師母還告訴我：“前幾天陪他在校園裏散步，幾個學生同他打招呼，問‘您是朱老吧’！他說：‘是。’學生又說：‘您的文章寫得真好，我們都喜歡看。’他說：‘你們以後會比我寫得更好！’”

朱老的書桌上放著許多信件，他自1984年夏患腦血栓後讀書寫字都很困難，早已不在公共場合露面了。但是他每天仍收到許多來稿來信，他只好讓朱師母一一代為作答。

萬沒料到，這一面竟成永別。

3月7日下午我到北大燕南園，見到了朱師母及朱老的女兒世嘉、世樂姐妹及朱老的大女婿姚秀琛。世樂姐說：“1984年的一天，父親由我陪著去看未名湖，從湖邊的蔡元培銅像談到自己的後事，說他自己生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死後也做一個普普通通的人，喪事一定從簡，不搞遺體告別儀式，不開追悼會，以後也不搞紀念活動，叮囑我一定要遵照他的意見，千萬不要忘記。後來他又講過死後遺體可捐獻給醫院解剖。”世樂姐說著說著哽咽起來：“父親生前一直喜歡穿普普通通的藍布衣褲，去世後我們也給他換上一套藍布衣褲。他生前不僅把自己看成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也要求我們子女做一個普通的人。他說，你們要自立，不要有依賴思想。我小時候身體不好，有殘疾，就是這樣，父親也要求我不要特殊，說普通人家孩子能做的，你一定要做到，並且要比別人做得好。我上學時離家很近，父親不讓我回家住，叫我住學校，過集體生活。這幾年他身體不好，由於他是全國政協常委，有關方面給他發了乘車證，但他很少用小車，家屬子女一次也不讓坐，我母親每次進城看病或為父親取藥都是乘公共汽車。”聽到這裏，我的淚水再也控制不住了。

世樂姐激動地說，昨天中午鄧大姐（鄧穎超）特意讓趙煒同誌來家中慰問，並說鄧大姐也是剛得到父親去世的消息，對父親主張不開追悼會、不搞向遺體告別的儀式的精神表示欽佩。“父親生前最敬重周總理和鄧大姐，最願意聽他們的話。”

美學家朱光潛在北大，此時他已經88歲了，精神依然飽滿，他是作者的導師。（1985年作者攝，此照片當年經過當事人審定）

世樂姐說：“去年從醫院出來，醫生說父親的身體狀況還不錯，護理得好，活上三四年沒問題。父親知道了就說，我還想多做點工作，我對我自己寫的書不滿意，還要修改。最後的日子裏，他有兩個心願，一個是惦記他那部耗盡心血的《新科學》出版，一個是想再去看看葉老（聖陶）和沈老（從文）。今年是他90歲（虛歲）生日，家裏人都說到時候好好慶祝一番，他也很高興，但誰想到……”

走在燕南園的小徑上，腳下松軟的泥土散發著潮濕的氣息，過不了幾天，這裏的一叢叢青草將破土而出，嬌艷的野花也會展蕊怒放……迎著明媚的春光，我取出我的紀念冊，註視著朱老那顫抖但強勁的筆記：“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代美學大師不會離開我們，就像那泥土和芳草！

雖然朱老走了，但曾經發生的事卻歷歷在目。

北京大學未名湖畔的燕南園正值春色滿園的時節，綠樹成蔭，翠竹搖曳，桃李芬芳。

在那座熟悉的灰色小樓裏我看望了我的老師朱光潛先生，他正在伏案寫作，桌上堆滿了紙張和書籍。85歲的朱老見到我十分高興，站起來和我握手。時間過得真快，我上次看望他還是北風呼嘯的季節，如今已是春風撲面的天氣了。

他對我說，他翻譯意大利美學家維柯50萬字的《新科學》，初譯早已完成，他又校改訂正了一遍，也差不多完了，現在正找人抄寫謄清，“抄來的稿子還得看，因抄的人不懂外文，有的地方有錯，還要改”。他告訴我，另外他還譯了維柯的一個小傳，準備附在《新科學》的書後。他說：“《新科學》十分難譯，我對照了幾種文本譯，有的特別難的段落初譯時只粗略譯過去，到校改時又下氣力重譯。”說到這兒，他把一疊厚厚的譯稿拿給我看，上面寫著幾行字：“維柯的《新科學》簡介”。朱老對我說：“這是我開始寫的一篇論文，估計得一萬字左右。”

我問他今年後半年的安排，他告訴我，夏日裏全國文聯將組織他去廬山療養，回來後要去北戴河參加一個關於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的討論

會，年內還要出席全國文聯會議、全國政協會議。明年春天他可能到香港去訪問和講學，因他的母校香港大學準備授予他博士學位，同時香港中文大學也邀請他去。在這期間，他還要穿插地校看上海出版社為他出版的多卷本文集的清樣，編寫《中國大百科全書》的有關條目，總之，如他所說“忙得很呀”！

接著他向我說起他的老友葉聖陶，前幾天到這兒來看望他，同來的還有葉老的兒子葉至善和阿英的女婿吳泰昌。他深情地說：“他（指葉老）精神很好，講話還可以，就是眼睛、耳朵不好使了。他要比我大兩三歲呢！”……

為了不耽誤朱老那寶貴的時間，我起身告辭。

他又伏案寫作了。望著老人那微駝的瘦瘦身影，我產生了一種由衷的敬意。我又記起了畢業時他對我的贈言：“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他也是以此自勉呀！

北大學生看望朱光潛，朱老坐在一座古色古香的書房裏，左側是一扇很有年代感的窗戶，旁邊還有取暖設備，30年過去了，北京的集體供暖設施還是老樣子。（1980年代作者攝，此照片當年經過當事人審定）

熟悉的燕南園，熟悉的66號小樓，多少年來每當我輕輕推開它的門扉的時候，總是望見我熟悉的那位面容清朗的老者。他煙鬥中冒出的縷縷清煙把他籠罩在渾然空靈的氛圍中，或晨曦微露，或黃昏夕陽，或小雨霏霏，或天晴日晶……湛醇的至情，靈感的閃爍，創巨痛深的記憶，形的變動，光的閃耀，影的搖曳，聲的斷續……在我的記憶中，一切一切都與這老者、這小樓聯成一片。

今天當我再一次推開它的門扉的時候，我閉上雙眼，心中默默禱告，希望在我的眼前出現的仍是他那熟悉的笑容，傳來的仍是他那濃重的安徽鄉音……我睜開雙眼，映入眼簾的只是墻上兩幀朱光潛先生的遺像，仍是那麼清臒勁瘦，仍是那麼深沈瀟灑。

一句親切的四川話把我帶回現實：“你好久沒來了！”噢，那是朱師母奚今吾先生正坐在書桌前。她更瘦了，深陷的眼窩，稀疏的頭發，顯得越發疲勞和衰老。桌上是厚厚的一疊信，她手中的筆還沒有放下。

思—朱光潛在寓前（1980年9月作者攝，此照片當年經過朱光潛審定）

她告訴我，她正在為出版朱光潛先生全集的事兒給安徽教育出版社寫信。我走過去，略略翻檢了一下，紙上她那娟秀的筆跡一絲不茍，一條一條具體意見想得十分細致和周到，如為了出版朱先生的書信集，她希望出版社能夠公開登報征集，給予一定的報酬。

很自然地我向她詢問起朱光潛先生全集的出版情況，她告訴我，預計當年9月朱先生90誕辰時出版三卷作為紀念，以後就很難說了。她說：“許多老先生的文集出版情況都是這樣，王力先生、馮友蘭先生，他們的文集出版了幾卷後，速度就放慢了，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出齊。出版社怕賠錢，總是往後拖。”我說：“今年3月朱先生逝世一周年時，安徽不是也要出一本紀念文集嗎？有什麼消息嗎？”她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我寫信去問，沒有結果，看樣子又往後拖了。前幾天吳泰昌還來問我，這本紀念文集是否已出版了，他希望帶幾本到香港去，他是蕭軍、葉君健那個作家代表團的成員。”朱師母的話語中透出一縷哀怨。

我們相對無言，沈默了片刻。我想用什麼話語來安慰她，於是說道：“政協大會期間您托王路賓先生帶給我的朱先生譯的那本維柯的《新科學》我收到了。您還想著我，謝謝您。”“我當然要送你，朱先生生前每出一本書都送你的。他85歲開始翻譯這本《新科學》，真是費盡了心血，他是累壞了啊！大家都說他要是不譯這本書，可能還會活得更長久。他自己說他是‘春蠶到死絲方盡’，我說他更像諸葛亮一樣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惜他生前連書都沒看到。”我接著說：“朱先生就是這麼個人，只要他還活著，你不讓他做事不行，他閑不住啊！”

這時電話鈴聲響起，她去接電話。返回來她告訴我，那是已故鄭昕教授的夫人打來的。她說，鄭教授的夫人真是太苦了，“鄭昕死後，他們的三個孩子都有病，不久也死了，只剩下她一個人，這些年真不知她是怎麼過來的！我們這個家庭以往大多數是順境，我根本沒想到朱先生會故去，但他去了，我很不習慣。總覺得一切都變了，很難辦”。哀傷和憂愁像關不住的潮水一下子傾瀉出來。

是啊，他們是幾十年的老夫妻了。

1925年朱光潛先生在春暉中學和上海立達學園教書的時候，奚今吾就是他的學生。不久朱先生去英法留學，奚今吾也到巴黎大學攻讀數學，有一段

時間在巴黎大學，每到晚飯以後，兩人不約而同地來到圖書館門口，利用等圖書館開門的時間互道衷曲。一到圖書館開門，一個奔文科資料室，一個奔理科資料室，各自看書去了。這是多麼別具一格的“約會”！

1931年朱先生轉學至斯特拉斯堡大學文學院研究所，邊學習德語，邊繼續研究美學和心理學。奚今吾也轉學到這所大學，繼續攻讀數學，不久他們結為伉儷。朱先生34歲，溫文爾雅，才華橫溢；奚先生小朱先生10歲，素手纖纖，亭亭玉立。愛情的花朵結出豐碩的果實，也就是在這年朱先生完成了他的名著《文藝心理學》初稿。

1933年回國後，奚今吾為了朱先生的事業而放棄了自己的專業，幾十年如一日教育子女，整理文稿，給朱先生以極大的支持。尤其到朱先生晚年患病後，她為朱先生做了多少事，真是說不清了。只在我的記憶中，她就不知替朱先生回了多少信，跑了多少路。朱先生故去後，她最大的心願，就是出版朱先生的紀念文集和全集，而現在這兩件事都不如人意，她怎麼能不哀傷呢？

中午時分，我又坐在那張熟悉的舊方桌前吃飯。記得每次吃飯朱先生都坐在我右手的位置上，現在是朱師母坐在這兒了。朱先生同我最後一次吃飯的情景還歷歷在目，那是他逝世前一個半月的一天中午……

當我告辭時，朱師母把我送到院子裏。嗬，樓前的空地上好一片月季花，妍然玉立，娟娟多姿，濃濃香氣，蝶亂蜂喧。我發出一陣贊美之聲。朱師母說，去年一方面幹旱，一方面自朱先生故去後，無心管理，花開得不好。今年雨水多，又修整了一下，才有了這般規模。我細細望去，紅的如霞，黃的如月，紫的如煙，白的如玉，或瀟灑自如，落落大方；或明媚俏麗，楚楚有致；或清新光潔，富麗堂皇。美而不艷，鮮而不膩。我知道朱先生生前十分喜愛這些月季，於是我那虹霓一般美麗的想象，使我看到了這樣一幅圖畫：

朱先生正坐在光彩照人的花叢中，煙鬥裏又冒出了縷縷清煙。他穆然而思，邈然遠望，一頭銀發在斑駁的陽光中閃亮，他似乎看到了花木青蔥，春蠶吐絲……他感到暖意醉人，清臒的面龐上露出會心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