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士方著《藝術大師的流年光影》別了,朱光潛

1986年3月6日淩晨,一代美學宗匠朱光潛老師告別了他的事業,與世長辭了,而我得到這個噩耗已是下午了。

那天上午,我正在朱先生的老友李可染大師處,李老向我詢及朱老的近況,我說:“看起來比去年秋天好多了,由人攙扶著可以走動,頭腦也比前些時候清楚多了……”

我這樣講是有理由的,我是以欣慰的口吻講這一番話的,因為1月20日我去拜望朱老,他給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那天他正在伏案練字,朱師母告訴我說,醫生囑咐朱老的手要經常活動,最好每天堅持寫一些字,這對他的腦和手的恢復都會有好處。朱老那天是用鋼筆在一頁頁的橫格紙上抄寫“古詩文鋼筆習字帖”。望著朱老清臒的面龐、佝僂的身軀、爆滿青筋的雙手,我心中生出無限感慨。想起朱老在美學園地辛勤耕耘的種種感人情景,他那發自肺腑的話語,一下子在我腦海中映現出來:“只要我還在世一日,就要做一天事,春蠶到死絲方盡,但願我吐的絲湊上旁人吐的絲,能替人間增加哪怕一絲絲的溫暖,使春意更濃也好。”

那天我感覺朱老的心境不錯,就請求他在我的紀念冊上寫幾個字留念,他抄錄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詩句。

朱師母告訴我,前幾天接到胡愈之先生逝世的消息時,朱老很悲痛,花了大半天力氣才寫出了兩句挽聯。師母拿出朱老的手跡給我看,那是:“以刻苦耐勞做了一世窮苦青年的榜樣,以端方正直做了一代政治家的楷模”。

師母還告訴我:“前幾天陪他在校園裏散步,幾個學生同他打招呼,問‘您是朱老吧’!他說:‘是。’學生又說:‘您的文章寫得真好,我們都喜歡看。’他說:‘你們以後會比我寫得更好!’”

朱老的書桌上放著許多信件,他自1984年夏患腦血栓後讀書寫字都很困難,早已不在公共場合露面了。但是他每天仍收到許多來稿來信,他只好讓朱師母一一代為作答。

萬沒料到,這一面竟成永別。

3月7日下午我到北大燕南園,見到了朱師母及朱老的女兒世嘉、世樂姐妹及朱老的大女婿姚秀琛。世樂姐說:“1984年的一天,父親由我陪著去看未名湖,從湖邊的蔡元培銅像談到自己的後事,說他自己生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死後也做一個普普通通的人,喪事一定從簡,不搞遺體告別儀式,不開追悼會,以後也不搞紀念活動,叮囑我一定要遵照他的意見,千萬不要忘記。後來他又講過死後遺體可捐獻給醫院解剖。”世樂姐說著說著哽咽起來:“父親生前一直喜歡穿普普通通的藍布衣褲,去世後我們也給他換上一套藍布衣褲。他生前不僅把自己看成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也要求我們子女做一個普通的人。他說,你們要自立,不要有依賴思想。我小時候身體不好,有殘疾,就是這樣,父親也要求我不要特殊,說普通人家孩子能做的,你一定要做到,並且要比別人做得好。我上學時離家很近,父親不讓我回家住,叫我住學校,過集體生活。這幾年他身體不好,由於他是全國政協常委,有關方面給他發了乘車證,但他很少用小車,家屬子女一次也不讓坐,我母親每次進城看病或為父親取藥都是乘公共汽車。”聽到這裏,我的淚水再也控制不住了。

世樂姐激動地說,昨天中午鄧大姐(鄧穎超)特意讓趙煒同誌來家中慰問,並說鄧大姐也是剛得到父親去世的消息,對父親主張不開追悼會、不搞向遺體告別的儀式的精神表示欽佩。“父親生前最敬重周總理和鄧大姐,最願意聽他們的話。”

美學家朱光潛在北大,此時他已經88歲了,精神依然飽滿,他是作者的導師。(1985年作者攝,此照片當年經過當事人審定)

世樂姐說:“去年從醫院出來,醫生說父親的身體狀況還不錯,護理得好,活上三四年沒問題。父親知道了就說,我還想多做點工作,我對我自己寫的書不滿意,還要修改。最後的日子裏,他有兩個心願,一個是惦記他那部耗盡心血的《新科學》出版,一個是想再去看看葉老(聖陶)和沈老(從文)。今年是他90歲(虛歲)生日,家裏人都說到時候好好慶祝一番,他也很高興,但誰想到……”

走在燕南園的小徑上,腳下松軟的泥土散發著潮濕的氣息,過不了幾天,這裏的一叢叢青草將破土而出,嬌艷的野花也會展蕊怒放……迎著明媚的春光,我取出我的紀念冊,註視著朱老那顫抖但強勁的筆記:“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代美學大師不會離開我們,就像那泥土和芳草!

雖然朱老走了,但曾經發生的事卻歷歷在目。

北京大學未名湖畔的燕南園正值春色滿園的時節,綠樹成蔭,翠竹搖曳,桃李芬芳。

在那座熟悉的灰色小樓裏我看望了我的老師朱光潛先生,他正在伏案寫作,桌上堆滿了紙張和書籍。85歲的朱老見到我十分高興,站起來和我握手。時間過得真快,我上次看望他還是北風呼嘯的季節,如今已是春風撲面的天氣了。

他對我說,他翻譯意大利美學家維柯50萬字的《新科學》,初譯早已完成,他又校改訂正了一遍,也差不多完了,現在正找人抄寫謄清,“抄來的稿子還得看,因抄的人不懂外文,有的地方有錯,還要改”。他告訴我,另外他還譯了維柯的一個小傳,準備附在《新科學》的書後。他說:“《新科學》十分難譯,我對照了幾種文本譯,有的特別難的段落初譯時只粗略譯過去,到校改時又下氣力重譯。”說到這兒,他把一疊厚厚的譯稿拿給我看,上面寫著幾行字:“維柯的《新科學》簡介”。朱老對我說:“這是我開始寫的一篇論文,估計得一萬字左右。”

我問他今年後半年的安排,他告訴我,夏日裏全國文聯將組織他去廬山療養,回來後要去北戴河參加一個關於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的討論

會,年內還要出席全國文聯會議、全國政協會議。明年春天他可能到香港去訪問和講學,因他的母校香港大學準備授予他博士學位,同時香港中文大學也邀請他去。在這期間,他還要穿插地校看上海出版社為他出版的多卷本文集的清樣,編寫《中國大百科全書》的有關條目,總之,如他所說“忙得很呀”!

接著他向我說起他的老友葉聖陶,前幾天到這兒來看望他,同來的還有葉老的兒子葉至善和阿英的女婿吳泰昌。他深情地說:“他(指葉老)精神很好,講話還可以,就是眼睛、耳朵不好使了。他要比我大兩三歲呢!”……

為了不耽誤朱老那寶貴的時間,我起身告辭。

他又伏案寫作了。望著老人那微駝的瘦瘦身影,我產生了一種由衷的敬意。我又記起了畢業時他對我的贈言:“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他也是以此自勉呀!

北大學生看望朱光潛,朱老坐在一座古色古香的書房裏,左側是一扇很有年代感的窗戶,旁邊還有取暖設備,30年過去了,北京的集體供暖設施還是老樣子。(1980年代作者攝,此照片當年經過當事人審定)

熟悉的燕南園,熟悉的66號小樓,多少年來每當我輕輕推開它的門扉的時候,總是望見我熟悉的那位面容清朗的老者。他煙鬥中冒出的縷縷清煙把他籠罩在渾然空靈的氛圍中,或晨曦微露,或黃昏夕陽,或小雨霏霏,或天晴日晶……湛醇的至情,靈感的閃爍,創巨痛深的記憶,形的變動,光的閃耀,影的搖曳,聲的斷續……在我的記憶中,一切一切都與這老者、這小樓聯成一片。

今天當我再一次推開它的門扉的時候,我閉上雙眼,心中默默禱告,希望在我的眼前出現的仍是他那熟悉的笑容,傳來的仍是他那濃重的安徽鄉音……我睜開雙眼,映入眼簾的只是墻上兩幀朱光潛先生的遺像,仍是那麼清臒勁瘦,仍是那麼深沈瀟灑。

一句親切的四川話把我帶回現實:“你好久沒來了!”噢,那是朱師母奚今吾先生正坐在書桌前。她更瘦了,深陷的眼窩,稀疏的頭發,顯得越發疲勞和衰老。桌上是厚厚的一疊信,她手中的筆還沒有放下。

思—朱光潛在寓前(1980年9月作者攝,此照片當年經過朱光潛審定)

她告訴我,她正在為出版朱光潛先生全集的事兒給安徽教育出版社寫信。我走過去,略略翻檢了一下,紙上她那娟秀的筆跡一絲不茍,一條一條具體意見想得十分細致和周到,如為了出版朱先生的書信集,她希望出版社能夠公開登報征集,給予一定的報酬。

很自然地我向她詢問起朱光潛先生全集的出版情況,她告訴我,預計當年9月朱先生90誕辰時出版三卷作為紀念,以後就很難說了。她說:“許多老先生的文集出版情況都是這樣,王力先生、馮友蘭先生,他們的文集出版了幾卷後,速度就放慢了,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出齊。出版社怕賠錢,總是往後拖。”我說:“今年3月朱先生逝世一周年時,安徽不是也要出一本紀念文集嗎?有什麼消息嗎?”她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我寫信去問,沒有結果,看樣子又往後拖了。前幾天吳泰昌還來問我,這本紀念文集是否已出版了,他希望帶幾本到香港去,他是蕭軍、葉君健那個作家代表團的成員。”朱師母的話語中透出一縷哀怨。

我們相對無言,沈默了片刻。我想用什麼話語來安慰她,於是說道:“政協大會期間您托王路賓先生帶給我的朱先生譯的那本維柯的《新科學》我收到了。您還想著我,謝謝您。”“我當然要送你,朱先生生前每出一本書都送你的。他85歲開始翻譯這本《新科學》,真是費盡了心血,他是累壞了啊!大家都說他要是不譯這本書,可能還會活得更長久。他自己說他是‘春蠶到死絲方盡’,我說他更像諸葛亮一樣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惜他生前連書都沒看到。”我接著說:“朱先生就是這麼個人,只要他還活著,你不讓他做事不行,他閑不住啊!”

這時電話鈴聲響起,她去接電話。返回來她告訴我,那是已故鄭昕教授的夫人打來的。她說,鄭教授的夫人真是太苦了,“鄭昕死後,他們的三個孩子都有病,不久也死了,只剩下她一個人,這些年真不知她是怎麼過來的!我們這個家庭以往大多數是順境,我根本沒想到朱先生會故去,但他去了,我很不習慣。總覺得一切都變了,很難辦”。哀傷和憂愁像關不住的潮水一下子傾瀉出來。

是啊,他們是幾十年的老夫妻了。

1925年朱光潛先生在春暉中學和上海立達學園教書的時候,奚今吾就是他的學生。不久朱先生去英法留學,奚今吾也到巴黎大學攻讀數學,有一段

時間在巴黎大學,每到晚飯以後,兩人不約而同地來到圖書館門口,利用等圖書館開門的時間互道衷曲。一到圖書館開門,一個奔文科資料室,一個奔理科資料室,各自看書去了。這是多麼別具一格的“約會”!

1931年朱先生轉學至斯特拉斯堡大學文學院研究所,邊學習德語,邊繼續研究美學和心理學。奚今吾也轉學到這所大學,繼續攻讀數學,不久他們結為伉儷。朱先生34歲,溫文爾雅,才華橫溢;奚先生小朱先生10歲,素手纖纖,亭亭玉立。愛情的花朵結出豐碩的果實,也就是在這年朱先生完成了他的名著《文藝心理學》初稿。

1933年回國後,奚今吾為了朱先生的事業而放棄了自己的專業,幾十年如一日教育子女,整理文稿,給朱先生以極大的支持。尤其到朱先生晚年患病後,她為朱先生做了多少事,真是說不清了。只在我的記憶中,她就不知替朱先生回了多少信,跑了多少路。朱先生故去後,她最大的心願,就是出版朱先生的紀念文集和全集,而現在這兩件事都不如人意,她怎麼能不哀傷呢?

中午時分,我又坐在那張熟悉的舊方桌前吃飯。記得每次吃飯朱先生都坐在我右手的位置上,現在是朱師母坐在這兒了。朱先生同我最後一次吃飯的情景還歷歷在目,那是他逝世前一個半月的一天中午……

當我告辭時,朱師母把我送到院子裏。嗬,樓前的空地上好一片月季花,妍然玉立,娟娟多姿,濃濃香氣,蝶亂蜂喧。我發出一陣贊美之聲。朱師母說,去年一方面幹旱,一方面自朱先生故去後,無心管理,花開得不好。今年雨水多,又修整了一下,才有了這般規模。我細細望去,紅的如霞,黃的如月,紫的如煙,白的如玉,或瀟灑自如,落落大方;或明媚俏麗,楚楚有致;或清新光潔,富麗堂皇。美而不艷,鮮而不膩。我知道朱先生生前十分喜愛這些月季,於是我那虹霓一般美麗的想象,使我看到了這樣一幅圖畫:

朱先生正坐在光彩照人的花叢中,煙鬥裏又冒出了縷縷清煙。他穆然而思,邈然遠望,一頭銀發在斑駁的陽光中閃亮,他似乎看到了花木青蔥,春蠶吐絲……他感到暖意醉人,清臒的面龐上露出會心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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