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脫離客觀現實，東拼西湊出來的新加坡模式，那肯定是一篇胡說八道的論述。近日以來就有不少這一類型的離譜文章，打著高等學府和研究院的旗幟在吹捧推薦新加坡經驗。

通過一個例子，看看什麽是東拼西湊堆砌出來的新加坡經驗：‘公共住房成為凝聚社會，建立共同價值觀，塑造國民意識的重要方式。新加坡的開國領袖認為只有當國民真正擁有國家的一部分時，保衛家園和保衛國家的概念才能真正和真切地聯係起來。’

首先，公共住房成為凝聚社會方式的說法，和歷史事實恰好相反。李光耀規劃市區重建的一個政治目的，是要徹底摧毀原有的社會基層組織結構，之後，在新組屋區改由執政黨領導的基層組織取而代之。但是，由於人民的戒心導致對政府的不信任，以及，新社區成員之間的彼此陌生感，已經丟失的社會歸屬感卻是無法復制。

當下的組屋重建也是在周期性，不間斷的摧毀破壞原舊組屋區的鄰裏關系，一個必須持續不斷去重新適應新生活環境，彼此都是陌生人的一個社群如何會有社區感？

文化是凝聚社會力量的最主要構件，可是，市區重建的政策結果卻是，馬來社群丟失了甘榜的生活文化，組屋種族限額，確保原本集聚而居的馬來人被分散到全島各處。華人民間組織的搬遷與消失，導致宗鄉組織丟失了地緣和語言文化；這些經過百多年生活歷史累積的社會資產，一夕之間都化為烏有。

如果說公共住房成為凝聚社會的方式屬實，那麽，基於80%人口是居住在組屋，新加坡必定是一個同舟共濟的大團結社會，但是，事實並非如此，按李光耀的說法：新加坡是一個四分五裂，沒有凝聚力的社會。現實是，組屋政策削弱了社會原有的凝聚力。

其二，公共住房和建立共同價值觀是兩件互不相關的事件，不相幹的事情豈能混為一談？兩者共通之處只在於都是李光耀用來控制社會的政治工具，前者塑造了政府和人民之間的依賴關系，讓政府通過對組屋的經營管理去制約社會行為：比如，按李光耀的說法，政府決定誰是你的鄰居，你如何的生活。

後者卻是通過界定價值觀把李光耀的政治思維制度化，以界定和規範什麽是合法的社會行為，比如，人民必須在政府設定的調解機制內解決社會矛盾，人民必須全面承擔自己的生活與財務責任等等。任何違反共同價值觀的行為，在定義下都被視為反社會行為，要遭受到體制上的懲罰。

其三，公共住房成為塑造國民意識的方法，這觀點似是而非，因為這些都只是表面現象，現實情況並非如此。

新加坡組屋的源頭是殖民政府的廉租房，人民用相對便宜的房租向政府長期的租用公屋。對李光耀而言，這是一個不實際的方案，因為租金低廉，加上常年累月的維修費，所以這是一個在財政上不劃算的政策。

此外，政府更要承擔政治風險，因為對廉租房的供不應求，和驅趕拖欠房租的貧困住戶等等的行政決策都帶有一定的政治成本。

另外，執行廉租房政策所必需的財務需求，不符合李光耀要維持政府收支平衡的預算案政策，加以李光耀拒絕實行社會福利制度，所以提供帶有福利色彩的廉租房和李光耀的政治思維是背道而馳的。

更重要的是，提供全國性的廉租房需要動用龐大的資金去進行發展和建設。這種客觀上的局限，也在相當程度上，拖慢了李光耀要盡快利用市區重建去徹底鏟除反對黨基地的進程時間表。

就是在這一種時代的背景下，1964年李光耀設定了出售組屋的新政策，試圖一勞永逸的徹底解決這些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

出售組屋政策，是一個解決政府財政的可行方案，通過出售組屋，政府立即把財政問題轉嫁到老百姓的身上，當然，新政策也同時消化了李光耀原本要面對的政治成本。這就是人民行動黨引以為榮的雙贏政策，贏了再贏。

另外，1967年，李光耀要推行國民服役政策，征召18歲的男性青年入伍。於是乎，提出了讓人們擁有自己的房子，人們的子弟就可以為了保護家園去從軍的政治說辭。

其實，公共住房成為塑造國民意識的方法是一個假象，新加坡推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其真正意圖是，按李光耀的說法：一個擁有資產的選民會更小心的使用投票權，他們會更願意去支持人民行動黨政府。

李光耀的這一些講話只是在推銷新政策，因為在當年由於經濟困難，人們選擇租用公屋，所以出售組屋政策的反應不佳，此外，家長更是反對國民服役政策。

由此可見，居者有其屋政策只是一個說服家長支持國民服役政策的手段，並非是為了要去培育國民意識。李光耀的真正目的只是利用居者有其屋去解決財務問題，以及，撈取人們的選票。

換個角度來看，李光耀說新加坡國不為國，不也就說明了，如果組屋和國民服役是塑造國民意識的方法，那麽，這也都是相當失敗的政策。

可見，明了了事件的來龍去脈就不會黑白不分，混淆是非。（13/04/13 作者/來源：新加坡文獻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