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自動化時代

在弗吉尼亞州西部的塔爾科特小鎮的郊外，矗立著一個人的雕像，此人曾經成功——盡管短暫——打敗了令其險些失業的機器。約翰·亨利是一位鋼鐵機師，在1870年為切薩皮克-俄亥俄鐵路公司工作，曾參與一英裏長的大彎山穿山隧道的挖掘工作，在此期間管理層引進了蒸汽鉆機。亨利說他可以做得比這些鉆機更快，而他的確做到了。只是他在這番努力之後很快就去世了。Roadside America是一份有關各種稀奇古怪的旅遊景點的指南，它這樣總結道：“對所有工人來說，他的故事雖是一個鼓舞人心的傳奇，卻顯然留有遺憾。”

我們或許會感到奇怪：為何對亨利而言，打敗機器會顯得如此重要？然而，還有一個更廣泛的問題：為何他戰勝了機器這一事實對我們其他人來說如此重要？為何他的事跡流芳百世，而人們又為何為他塑立雕像？為何我們仍然在孩子們面前稱頌他的傳奇？

有關機器蠶食人類工作的擔憂在加深。在大彎山隧道建造的六十多年前，盧德派（可能是因一位早前的機器破壞者奈德·盧德而被命名）對令紡織工人失業的織襪機、紡紗機和動力織布機所作出的反應更具破壞性。而在亨利的故事發生大約八十年後，即1955年，福特汽車公司的工人們則奮起攻擊俄亥俄州布魯克帕克工廠的前所未有的自動化裝配線。他們冒險的罷工得到了當地工會會長阿爾弗雷德·格拉納基斯的認可，他將這一制造業的自動化技術稱為“經濟上的科學怪人”。

這些自動化技術的後果往往沒有傳說中那麽壞。我們可以引證無數經濟學研究來揭穿經濟學家稱之為“盧德謬誤”的謊言。這些研究表明，生產力提高實際上會帶來更多的工作崗位，而非令人失業。的確，許多工作不再由人類來承擔，但與此同時，科技也為人們帶來了大量高級的新型工作。無論如何，人們總有可以撤退的高地。因此，“技能偏向型的技術進步”的確存在，但只是暫時的。即便是在今天，即使牛津大學的一份研究聲稱有47%的美國工作崗位將因電腦化的發展而面臨著消亡的風險，仍有經濟學家（和很多技術供應商們）信誓旦旦地認為，相同的進程將會再度上演。
然而，萬一這回事情變得截然不同該怎麽辦？萬一人們沒有高地可以撤退了呢？

圖1-1：隨著時間的推移，科技連續取代了一代又一代工作。

必須注意到的是，與過去相比，當今被替代的工作是不同的。事實上，依據每次自動化時代中受機器挑戰的工作類型，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出這些時代。（見圖1-1）
首先，機器使人類從極其勞心費力的工作中解脫出來。這便是最近一次工業革命所做的，它將所有的工人們從農田趕到工廠，通過飛梭、珍妮紡紗機和動力織布機等新發明令這些人中的大多數變得毫無用處。這次革命在全球範圍內蔓延開來。想想富士康吧，這家中國的制造業分包商為像蘋果這樣的國際電子品牌服務。自2011年開始，這家工廠開始在裝配線上引入機器人來完成焊接、拋光等等工作，第一年有1000個，在那之後以每年30000個的數量遞增。在2013年，富士康主席郭臺銘在一次年會上表示，目前該公司總共有超過100萬名員工。然而，他很快又補上一句：“在將來我們會增加100萬機器工人。”

當然，這意味著有大約成千上萬的工人將永遠失去工作——實際上是當地經濟的整體“失業”。但個體工作者並不會覺得這是多麽大的損失，因為那些被取代的工作通常並不值得珍視。例如，在巨大的亞馬遜貨倉裏，如果工人們不得不從大樓的一端跑到另一端，他們將很難取得並打包客戶的訂單——這麽做是如此困難，以至於在那裏臥底工作的記者們發表了一篇文章來嚴厲地譴責加諸他們身上的不人道的工作。所以現在，該公司使用裝載Kiva系統的機器人來把貨架送到工人面前，這使得人們在仍然具備準確找出特定貨物和正確打包的優勢的同時能保住自己的工作。這令工作變得輕松了嗎？毫無疑問。這意味著亞馬遜將減少完成同樣數量工作所需的工人嗎？當然如此。

就某些文秘工作而言，這一過程已進展到這樣的程度。在寫作這一章節時，湯姆正計劃本周晚些時候與一個朋友喝咖啡。這個朋友是一位獨立咨詢師，因此，當湯姆收到一封抄送的郵件從而發現這位朋友雇了一個助理時，他略微有點驚訝。“艾米，”那位朋友寫道，“謝謝。請你邀請湯姆和我在9月19號周五早上9：30在劍橋的Hi-Rise咖啡館碰頭。我們將親自見面。

你好，艾米。第二個自動化時代跟隨工人來到了當機器承擔普通工作時他們曾退卻的高地。大體上來說，這不再是一片骯臟危險的領域。這裏充斥著無聊。例如，想想20世紀60年代的秘書們工作得有多辛苦，陷於一堆打字文件中，將潦草的文字或口頭語言翻譯成整齊的備忘錄。一些人將這稱為“知識型工作”，因為它需要的是大腦而非肌肉，但它很顯然僅止於此，無需涉及決策。在電腦被發明出來以後，令機器變得更加高產是很容易的。

猶大

湯姆感到非常好奇，於是他開始在網上查找艾米的電子郵箱後綴@x.ai。最後他發現，X.ai是一家使用“自然語言處理”軟件來翻譯文字並通過電子郵件來安排會面的公司。換句話說，“艾米”是自動操作的。同時，類似電子郵件、語音信箱、文字處理、旅遊網站和網絡搜索應用之類的工具已經漸漸奪走了曾經屬於秘書的工作任務。

第二個自動化時代不僅僅會影響上班族，它席卷了整個以服務業為基礎的經濟，而這種經濟正是誕生於生產力的大幅提高令農業以及隨後的制造業的人類工作消失以後。許多現代工作實際上是交易類服務工作，即服務人員幫助顧客從復雜的商業系統中獲得他們所需的東西。然而，無論顧客是想買張機票、訂餐或是安排約會，這些交易都已被高度程序化，以至於它們完全可以被輕易翻譯成代碼。你或許認識某些人，比如銀行櫃員、航空公司訂票員或者呼叫中心代表，他們已因為電腦化系統致使自助服務成為可能而丟了工作。至少，當你想聯系一家公司卻遇到一個人機界面時，你會意識到他們的不復存在。

正如第一個自動化時代繼續發威，第二個時代也是如此。有很多工作現在仍然交由人類來做，而它們原本可以更廉價、更可靠地由機器來完成。這並不是因為機器擁有更加出色的頭腦，而是因為它們對不用頭腦工作毫無意見。舉個例子，想象長途卡車司機工作時的孤獨吧。順便說一句，這份工作在工業化早期並不存在，而是因為科技進步而被創造出來的。人類司機仍然主宰著道路，但或許不會太久了。湯姆最近問一位聯邦快遞經理他是否認為他的公司將很快改用無人駕駛的卡車。他輕飄飄地來了一句：“呃，不會用在地方路線上吧。”這或許不是司機工會想要聽到的答案。

事實上，我們突然想到，我們倆在大學暑假裏做的每種低端工作如今都能通過自動化更好地完成。例如，湯姆曾在一家軋鋼廠拖地，這一工作如今可以由一臺高性能的羅姆巴掃地機器人來完成；朱莉婭的超市收銀員工作則可以由自助售貨機來代替。即便是湯姆在服務站的工作也會很快被正在接受管理測試的機器人氣泵超越。

而所有這些將我們帶到了第三個時代，自動化技術獲得了智能（抱歉，我們還在計算我們的抵押貸款余額）並且就快要追上我們。如今，在各種背景下電腦能比人類做出更好的決策。正如科技研究公司Gartner指出的那樣，這會令接下來的二十年成為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時代，電腦系統“實現了信息技術最早提出的某些設想，即那些我們原以為只有人類能做到而機器做不到的事”。

這一次，潛在的受害者不再是櫃員和過路收費站的工作人員，更不會是農民和工廠工人，而是所有那些“知識型工作者”——他們原以為自己永遠不會為機器所取代。而這些工作正是你的父母希望你從事的，也正是那些需要大量教育和準備工作的崗位。

而我們口中的知識型工作者具體指哪些？在湯姆於2005年出版的著作《想想謀生之路》中，他將這些人描述為“首要任務包括處理知識和信息”的工作者。在這一定義下，他們占據了發達經濟體中四分之一到一半的崗位（具體取決於國家、定義以及你偏好的統計數據），並且正如湯姆後來指出的那樣，他們“拉動了經濟發展”。他解釋道，在較大的公司裏，知識型工作者能夠激發創新和增長。他們發明新的產品和服務，設計營銷計劃，制定策略。但知識型工作者並不是只在公司辦公室裏工作。他們還包括那些受過高等教育和認證的人們，比如醫生、律師、科學家、教授、會計等等，此外還有飛行員和船長，私家偵探和經紀人——任何必須通過努力學習獲得工作、靠自己的智慧取得成功的人。

這一分類的邊界很模糊。例如，倫敦出租車司機算知識型工作者嗎？眾所周知，他們可是需要具備“一些知識”才能獲得從業執照呢。翻譯算嗎？檔案管理員呢？導遊呢？考慮到本書，我們在這裏不作回答。畢竟，分類的分界線究竟在哪兒並不重要，因為當我們思考哪些工作正受到威脅時，以上所有都是如此。

你可能會註意到——並且我們也同意這一點——幾十年來人們都在討論“人工智能”，而你和大部分有智力的自然人一樣現在仍然能找到一份輕松發揮才幹的工作。無可否認地，我們僅僅處在第三時代的開端——可以稱之為3.1時代，如果你願意的話也可稱之為3.2。IBM強大的“認知計算機”在二十年前就打敗了國際象棋冠軍，五年前則打敗了“危險邊緣”節目中最厲害的玩家。

這關我們什麽事？

如今機器已經變得如此強大，以至於我們很難發現許多人可以撤退的下一個高地所在。這令一些非常聰明的人憂心忡忡。比如我們的朋友艾瑞克·布萊諾福森和安迪·麥卡菲就在他們的著作《第二個機器時代》中寫道，人們所預期的勞動力市場的復蘇很久都沒有到來。西方經濟體長期保持高位的失業率或許意味著上一波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混亂是永久性的。保爾·博德利、大衛·格林和本傑明·桑德曾研究過美國市場上對高技術勞動者的總需求。他們發現，這一需求在2000年達到頂峰，隨後有所下降，盡管大學仍在大批量提供越來越多的高技術勞動力。

當一個經濟體可以分配的工作數量減少時，收入不均這一問題益發引人關註。在2014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該論壇曾對700多位著名學者進行調查，發現在他們眼中，未來十年裏最有可能對世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的問題是“收入分配不均和隨之而來的社會動蕩”。已有證據顯示，如今經濟發展帶來的巨大回報並非被分配給大量的知識型工作者，而是被一小部分“明星”獲得，這些人包括CEO、對沖基金和私募經歷和投資銀行家等等，而幾乎他們之中的所有人都大量借助自動化的決策過程。

在解釋“隨之而來的社會動蕩”時，世界經濟論壇首席經濟家珍妮佛·布蘭克表示，“動蕩可能會引發社會階層的解體，特別是當年輕人覺得自己沒有未來時。”的確，許多研究都表明，閑散的雙手是滋生邪惡的溫床。（或許其中最出色的是一項由布魯斯·溫因伯格和他的同事於2002年開展的研究，這項研究的主要對象是美國連續18年的犯罪率。他們發現，所有的犯罪率上升都可以用未受大學教育者的失業率增長和工資的下降來解釋。）但這一問題並不僅限於人們因失去好工作所帶來的收入而怨聲載道，他們失去了工作本身。這正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席勒的觀點，他將不斷進步的機器智能描述為“當今世界所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他曾在2014年對《麥肯錫季度報告》這樣談道：“這會帶來收入不均，但問題不僅限於此。由於我們總是自稱為有智力的天才，這同時也是一個有關自我認知的問題。我是誰？天才們正在被電腦所取代。這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件可怕的事。這一問題會引發深刻的哲學思考。”
2005年，蓋洛普開展了一次名為“世界民意調查”的全球意見調查。對這次調查的回復的分析顯示，相對於其他人而言，擁有“好工作”的人們（蓋洛普將這些人定義為每周平均工作30小時以上，工作穩定且能從雇主處取得薪水支票）更可能對有關他們現在和未來生活的其他問題給予積極的回復。

這似乎越來越成為一種現實。世界民意調查中的一個問題詢問人們生活中哪些事對他們而言很重要，並要求他們將這些事分為如下幾類：不可或缺、非常重要、有用但並非不可或缺。蓋洛普董事長吉姆·克裏夫頓談道，到2011年為止，“擁有一份高質量的工作”已經成為全球範圍內人們認為最重要的事，超過了諸如家庭、民主和自由、宗教或和平等因素。

還有人擔心因自動化造成的失業對經濟體的影響。比爾·戴維德和麥克·馬龍近日為《哈佛商業評論》撰寫了一篇文章，聲稱：“我們很快將見證大批沒有任何經濟價值的國民。對奉行自由市場經濟的經濟體而言，弄清楚如何應對這一發展的影響將是它們在本世紀所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

而現在還有人信奉艾薩克·阿西莫夫口中的“科學怪人情結”。他們擔心，我們正在創造出能夠自主制定和執行決策卻缺乏人類倫理道德的機器，而且這些機器很可能最終會為了貪得無厭地追尋目標而犧牲人類。這便是由傑姆斯·巴拉特在其著作《我們最後的發明：人工智能和人類紀元的終結》——這標題聽起來可不太吉利——中提及的觀點，同時也是電影《我，機器人》中威爾·史密斯必須戰勝的威脅。設想中的人工智能不會刻意攻擊人類，但會為了確保程序目標的實現而最終吸幹世界上所有的資源。
我們可以將史蒂芬·霍金歸入上述陣營。他曾對BBC這樣談道：“完全的人工智能的發展意味著人類這一種族的末日。”而一手創辦Paypal、SpaceX和特斯拉汽車的具有遠見卓識的創始人伊隆·馬斯克也曾多次提到，他有著類似的想法。他曾將人工智能稱為對人類種族“最大的有關存在判斷的威脅”，並表示他之所以對幾家人工智能公司（比如DeepMind和Vicarious）進行投資，主要是為了跟進這一可怕領域的發展。
這些偉大的思考家們表達了他們在人類整體、社會以及經濟層面的擔心。但正如我們接下來即將談到的，有更多人在擔心——或者說應該擔心——他們自己的生計。這些人正是我們希望通過寫作這本書來幫助到的。他們可沒有被付錢雇來坐著思考這些問題。在這場布萊諾福森和麥卡菲口中的“對抗機器之戰”中，他們是新一代的約翰·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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