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項工作既要具備某種程度的硬心腸，也需要某種程度的寬容態度。有時，那些善良的人會指責這種硬心腸，"世界大同"的鼓吹者們堅信，"東方"和"西方"，白人和黑人，基督教徒和伊斯蘭教徒，這些差異只是表面現象，實際上，整個人類的內心都是相通的，相差無幾。這種觀點有時被稱作"四海之內皆兄弟"，他們向全世界各地人們灌輸這種信念。但是，我不能理解，難道信奉了世界大同的觀點，日本人就不能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國人就不能有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嗎？有時，這些軟心腸的人似乎認為，全世界各民族都來自於同一張底片。如果不是這樣，國際親善的良好目標就無法建立。但是，如果強求其他民族接受單一性，並作為尊重他們的前提條件，那麼就如同強求妻子兒女都要跟自己一模一樣，這是一種神經質的表現。那些"硬心腸"的人認為，差異理所當然應當存在。他們尊重差異性，並試圖建立一個能容納各類差異的和諧世界。美國可以徹頭徹尾都是美利堅，但卻不威脅世界和平。法國、日本等任何國家也可以如此。差異就像懸在世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3]，對於任何研究者來說，如果他們自己不相信這一點，試圖用外部壓力來幹預人生態度的成熟，那麼這類想法就顯得很荒謬。他也不需要擔心，如果堅持這種立場，就會使世界凝固不變。其實，承認文化上的差異，並不意味著世界要停止發展。英國伊麗莎白時代之後，又有安妮女王時代和維多利亞時代，並未因此喪失英國的特性。因為英國人一直是英國人，他們不是別人，他們能夠適應不同的時代，在這些不同的時代中，變化的標準和民族心態證明了他們是以英國的方式存在著。
　　系統研究民族之間的差異，既需要有某種堅韌不拔的精神，也需要有某種程度上的寬容。只有堅持自己所深信的信仰，才能對那些差異有著不同尋常的寬容。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宗教的比較研究才能有所發展。那些研究者也許是基督徒或阿拉伯學者或者是唯物主義者，但他們絕不是極端分子。比較研究文化之間的差異也是一樣，如果人們只是一味地維護自己熟悉和習慣的生活方式，並堅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唯一能解決這類事件的辦法，文化的比較研究也就不可能發展。這類人已經把自己置身快樂和充實的體驗之外，他們絕不會懂得，吸收和學習其他生活方式會使人們更加熱愛自身的文化。他們如此保守，以至於只會要求其他民族采納他們的特殊生活方式。作為美國人，他們就強求其他民族接受自己偏好的原則。但是，其他民族是很難接受我們特有的生活方式的，就好比我們無法學會用十二進位制代替十進位制進行計算，或者無法學會像東非某些土著人一只腳站著休息一樣。
　　本書闡述日本人的心理預期，以及公認的習慣；日本人對自己的要求，比如他在哪些情況下想得到恭維，在哪些情況下不想；日本人什麼時候會感到慚愧，什麼時候會感到尷尬等等。本書所論述的事項的依據，最理想的就是大街小巷中平凡的普通人。這並不是意味著他們置身於我所說的每一個特殊的情境，而是意味著他們願意承認在那些情境下會去那樣做。如此研究，就是想要描述出那些埋藏在日本人思想深處的想法和態度。也許達不到這種目的，但這是我寫這本書的理想。
　　在這項研究中，研究者很快就發現，不需再增加調查材料數量，也能提供更多的證據。比如說，某人在何時何地對誰行了禮，這一點就沒有必要對所有的日本人都進行統計研究。這種大家公認的習慣性行為，任何一個日本人都可以向你證明，不需要為了同樣的結論再去調查成千上萬的日本人。
　　研究者若想弄清日本的生活方式是如何一直延續下來的，那他的工作肯定遠比證實統計學裏的觀點要艱巨得多。我們要求他表明，這些被公認的判斷是怎樣成為觀察人生的焦點的。研究者必須努力使用完全不同的焦距，讓美國人也能明白日本人觀察生活的焦點。在這種分析工作中，最具權威的法官可不一定就是"田中先生"，即任何普通的日本人。因為"田中先生"並沒有說清楚自己的觀點。何況對他而言，為美國人寫的那些東西是費時費力的，而且很有可能是毫無意義的。

美國人在研究社會的過程中，很少留意文明民族的文化被建立時的那些前提。大多數研究者都認為，這些前提十分清楚明白，根本不需要去證明和研究。多數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都關註"意念和行為"的分布，他們通常使用統計作為研究方法。只需收集大量的調查資料、調查問卷、訪談記錄、心理測試等材料，然後進行系統的分析，再努力從中找出某些事實因素的獨立性或相互依存性。在全國範圍內可以通過科學方法，進行抽樣調查，再進行民意測試。在美國，這種方法已高度完善。通過這種手段，可以了解到對於某一公職候選人或某項政策，到底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對。這些支持者或反對者又分為鄉村或城市、低薪階層或高薪階層、共和黨或民主黨等類型。在一個凡事都要選民投票的國家裏，法律由民眾代表制定並實施，因此，這種調查結果具有很重要的實踐意義。
　　美國人可以調查民意，也能夠理解調查的結果。但他們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有一個很明顯卻被大家忽略的前提條件，那就是他們是美國人，熟悉美國的生活方式，並且認為這件事天經地義。民意調查的結果只不過是在已知的事情上再多加些東西而已。要想了解一個國家，則必須先對那個國家的人民的生活習慣和觀點進行系統的研究，然後民意調查才能起到作用。通過研究抽樣取得的調查的結果，我們可以了解有多少人支持政府，有多少人反對政府。但是，如果事先不了解他們對國家的態度，那麼抽樣調查的結果又能表明什麼呢？只有了解他們對國家的觀點，才能幫助我們弄清各個派別在街頭或國會中到底爭論些什麼。一個國家的民眾對政府的觀點，要比標誌各政黨勢力的數字更具有持久性和普遍性意義。在美國，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被認為是邪惡的，因為它限制了個人的自由。也許除了戰爭年代，對於美國人來說，政府官員可能還沒有私企任職者的社會地位高。這種觀念與日本人幾乎完全不同，甚至與許多歐洲國家也存在著很大差異。我們首先必須了解的是他們的這類觀念，這些觀念表現在風俗習慣、民族歷史神話，以及民族節日的活動中。當然，根據這些間接表現，我們也可以進行研究，但必須是系統性的研究。
　　每個民族都有一些解決問題的方式和基本觀點，這些方式和觀點都適合自己的民族。就像我們對於選舉，十分關心贊成票、反對票各占的百分比一樣，我們也該仔細詳盡地研究某個民族在生活中形成的基本觀點，還有他們認同的解決問題的方式。日本正是這樣的民族，他們的基本觀念和行為習慣都值得我們進行研究和探討。我發現，一旦弄清了西方人觀念中與他們不同的地方，掌握了一些他們經常運用的方法和符號，那麼西方人眼中經常看到的那些日本人，他們行為中匪夷所思的部分，都不再那麼難以理解。我開始明白，日本人為何會把某些搖擺不定的行為當成有機體的組成部分，因為這些與他們的體制是完全一致的。我可以說明其中的原因，我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時，最初他們使用的習語和概念都讓我感到困惑，但後來我發現，那些習語和概念具有豐富的含義，而且充滿濃厚的情感。這一體系同西方人所了解的倫理觀和善惡觀存在著巨大差異，它是獨一無二的，既不屬於佛教，也不屬於儒教，而是日本式的——包含著日本的優勢和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