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閱讀這些文獻時，仿效了達爾文創立物種起源時所用的閱讀方法，特別留意那些令人困惑的事情。對於日本國會演說中那些羅列的觀念，我需要了解些什麼？日本人會強烈聲討一些無可厚非的議案，而對某些駭人聽聞的惡性事件卻毫不介意，隱藏在這種態度背後的究竟是什麼？我一邊讀，一邊不斷地問，"這樣的情形到底是什麼原因引起的？"為了弄懂這些，我究竟需要了解什麼？
　　我還看了不少在日本拍攝錄制的電影——有宣傳片、歷史片，還有描寫當代東京生活的都市片，以及農村影片，然後，我再跟一些看過相同影片的日本人一起討論。基本上在任何情況下，他們的眼光和觀看角度都與我不同，他們以普通日本人的心理經驗看待影片中的男女主角以及反面角色，我常對一些情節迷惑不解，而他們卻明明白白。另外，他們對情節和動機的理解也與我不同，他們從整部電影的結構方式上進行理解。我和那些在日本長大的日本人觀看同一部電影，如同閱讀他們的小說一樣，彼此對影片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差異。在他們當中，有些人會為日本的習俗進行辯解，而另一些人則厭惡日本的一切，哪一類人使我更有收獲？這的確很難說清。在日本，人們有什麼樣的生活規範？對於這一點，他們所描繪的景象基本一致，不管他們接受這種規範，還是深惡痛絕地排斥。
　　如果人類學家僅是搜集研究對象的資料，然後對資料進行解釋分析，那麼曾經在日本生活過的西方人都已經做過這些事。假如一個人類學家僅能做這點事，那就別指望對日本研究作出新的貢獻，還不如以往那些外國居住者對日本的描述更有價值。然而，文化人類學家受過特殊的訓練，也具有某些特殊的才能，只需花費一些精力，就能在擁有眾多學者和觀察員的領域裏，做出更多的貢獻，因此，即便費一些周折，也是值得的。
　　人類學家了解亞洲和大洋洲的多種文化類型。甚至在日本，有許多習俗和社會生活習慣，都與太平洋島嶼上的原始部族相似。有些與馬來諸島的風俗相似，有些與新幾內亞相似，有些與波利尼西亞相似。當然，了解這些相似性很有意義，可以推測在古代是否有過遷移或接觸，這些問題都相當有趣。但是，了解文化的相似性，其價值並不在於它們彼此之間可能存在什麼歷史關聯，對我而言，是能夠憑借相似或差異，了解這些風俗習慣在文化中起到什麼作用，從而啟發我了解日本的生活方式。我對亞洲大陸的暹羅、緬甸和中國文化略知一二，可以把日本與這些民族進行對比，它們都是亞洲重要的文化遺產的組成部分。人類學家在研究原始部族時多次證明，這種文化比較的研究價值非凡。一個部落的正統習俗也許有90%與鄰近的部落相同，但是在細節上可能進行修改補充，以適應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念。在修補的過程中，可能會排斥一些基本習俗，盡管這些細節對整體而言所占的比例很小，但是也可能促使該民族未來的發展轉到某個獨特的方向。很多部族都擁有著獨特的風俗，探討具有共性的種族之間的差異，是人類學研究中最有意義的事情。
　　人類學家的自身文化與研究對象的文化之間也必然存在差異，因此必須讓自己最大限度地適應這些差異，還要不斷琢磨研究技術和手段，來解決這類特殊的問題。人類學家憑借經驗可以知道，不同文化的種族和民族遇到某些情況時，會采取不同的解決方式，當他們對某些事件的含義作出判斷時，其方法也截然不同。在某些北極村落或熱帶沙漠，人類學家見識過"血緣責任制"或"財物交換制"的部落習俗，其獨特性遠非任何汪洋恣肆的想象力所能杜撰的。對此，人類學家必須進行調查，不僅要弄清血緣關系或交換關系的細節，還要調查習俗在部落行為中產生的後果，以及每一代人是如何從幼年起就受到制約，身體力行傳承那些習俗，就像他們先祖曾經所做的那樣。
　　人類學家關註研究差異、制約性及其後果，這些方法都可以運用在對日本的研究當中。如今，美日之間在文化上的差異根深蒂固，沒有人不清楚這一點。美國甚至出現了一個關於日本的傳聞：無論我們做什麼，他們就一定會對著幹。如果一個研究者相信這種簡單的說法，認為兩國之間的差異過於離奇，我們根本不可能去了解那樣的民族，這樣的成見當然非常危險。人類學家憑借自身的經驗能夠證明，即便最離奇怪異的行為，也無礙研究者對它進行研究和了解。人類學家從專業的角度出發，把差異作為優勢資料加以利用，而不是看做一種令人沮喪的劣勢。這一點比任何其他社會科學研究者都做得更好。種族或者制度之間的差異越明顯，越離奇，就越能引起他們的註意。人類學家研究部落的生活方式，對任何東西都不會想當然，這就使得他們不僅關註個別事例，而且更關註整體。在研究西方國家的各民族時，如果研究者缺乏比較文化學的訓練，往往就會忽視某些習俗的整體性。他們會覺得理所當然，因此不會去探求日常生活的細小習慣，也不研究人們普遍接受的公認裁決和說法。然而，在一個民族的大銀幕上，這些習慣或裁決將會大面積地投射放映，嚴重影響這一民族的未來，比起外交官簽訂的條約，它的作用顯然更加重要。

人類學家想要研究日常瑣事，其技術手段必須完善。因為，在他研究的部落裏，那些日常瑣事與他自己國家的截然不同。當他試圖理解某一部落中的極端惡毒事件，或者是另一部落中極端膽怯的行為時，當他試圖了解特定情況下人們的行動方式和感受方式時，他會發現，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觀察和對細節的關註，在文明國家裏，這些觀察方法常常不大引人註意。人類學家充分相信，關註瑣事十分重要，並且也知道，使用什麼樣的方法把這些挖掘出來。
　　我們在日本研究上不妨試一試這類方法。只有關註某個民族日常生活中的瑣事，因為這些瑣事都帶有強烈的人性色彩，如此才能充分理解人類學家的假設：即在任何原始部落，或者在任何最發達的文明國度中，人類行為都是從日常生活中積累形成的。一個人無論行為或想法如何怪異，他的感覺和思維方式總能聯系到日常經驗。這一假設具有重大意義。我對日本人的某些行為越是感到困惑，就越要設想：在日本人生活中的某個領域，一定存在某種極為平常的條件，從而導致這種奇異的行為順理成章地產生了。如果能把研究深入到日常交往的瑣碎細節中，那就更有用處了。人們正是在日常交往細節中學習成長的。
　　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我還有這樣一個假設：那些最孤立的行為細節，彼此之間也有某種系統性的關聯。我曾經認真地研究過，將數以百計的單項細節納入一些整體模式當中。人類社會必須為自身的生存作出某種規劃，這種規劃支持人們面對某些情況時采取既定的處理方式，或者采取某種評價方式，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把這些方式看做是全部行為的基本要領。無論面對多大的困難，他們都把這些方式進行整合。人們一旦接受了不可或缺的價值體系，並根據這套價值觀念去生活，就不可能按照另一套相反的價值體系進行思考和行動，否則就會陷入被隔離的生活狀態，也無法長久維持這種狀態，這樣勢必會導致混亂和不便。他們力圖獲得更多的和諧一致，給自己準備某種通用的理由和動機。因為某種程度的一致性必不可少，否則整個體系就會崩潰。
　　這樣一來，經濟活動、家庭行為、宗教儀式以及政治目標都像齒輪一樣相互咬合在一起。某個領域的變化可能更急劇一些，其他領域就會承受巨大壓力，而這種屈從性質的壓力來自對一致性的需要。在沒有文字的史前社會，人們追逐著權力統治，這種權力意識往往在宗教活動中體現出來，或者顯示在經濟交往及部落交流中。文明國家擁有古老悠久的經文典籍，教會必然會保留以往年代的習語，而沒有文字的部落卻做不到這一點。但是，在某些領域，人們越來越認可經濟和政治權力，並與教會的陳規發生抵觸，教會往往就會放棄自己既定的權威，雖然習語詞句能夠保留，但內容已經發生改變。宗教教義、經濟活動和政治行為，並非存在於用堤防隔離開的小池塘裏，它們總能溢出假想的邊界，互相交流融合，以至不可避免地摻雜在一塊。情況總是如此，學者越是把觀察點分散到經濟、性生活、宗教，以及嬰孩撫養等領域，就越能追蹤到社會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就能有效地在生活的各個領域提出假設，並能搜集有利的證據資料，從而學會觀察一個民族的基本要求，即便這些要求是用政治、經濟或者道德的術語提出來的，他都能理解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表現習慣，因為這些都來源於社會經驗的實踐。因此，本書並不專門探討日本宗教，或經濟生活、或政治、或家庭，而是考察有關於日本人生活方式的各種假定觀點。無論當時的活動如何，本書只描述這些假定觀點所表露的情況。本書所要探討的是，究竟什麼樣的因素使日本民族成為日本。
　　20世紀所面臨的一大障礙是，我們仍然持有模糊不清、極為偏頗的觀念，不僅在討論日本民族何以成為日本時如此，而且在討論美利堅民族何以成為美國，法蘭西民族何以成為法國，俄羅斯民族何以成為俄國時，也都是如此。各國之間缺乏這方面的認知，因而彼此產生了誤解。有時，僅僅是細微毫厘的小麻煩，我們也會擔心是不可調解的糾紛。有時一個民族因為擁有他們自己的經驗和價值體系，所以在思想和行動方針上與我們的設想截然不同，而我們卻妄求跟他們探討共同目標。我們沒能給自己一個機會，去了解他們的習慣和價值觀究竟意味著什麼。假如去嘗試了解了，我們可能會發現，他們的某些行動方針未必出於惡意，只因為我們不了解而已。
　　完全依賴某個民族自己所宣稱的思想和行動習慣，這是不可靠的。盡管每個民族的作家都努力描述他們自己，但這並非易事。一個民族觀察生活時的眼光都與其他民族完全不同。人們在判斷事物時，很難意識到這是透過自己的視角觀察到的。每一個民族都認為理所當然，對於這個民族而言，他們所接受的焦距和視點，仿佛就是上帝安排的全部景觀。我們不能指望戴眼鏡的人了解鏡片的度數，也不能指望某個國家去分析它看待世界的觀點。如果我們想知道眼睛的狀況，就去找一位眼科大夫，他會驗明眼睛的度數，配制出合適的鏡片。有朝一日，我們會毫無疑問地承認，社會科學工作者的任務，就像眼科大夫分析眼球那樣，是負責分析當今世界的各個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