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任務：研究日本

美國曾經與日本發生全面戰爭，也跟其他勁敵國家交過手，但在所有這些敵人中，日本人的脾性最古怪，也最難琢磨。他們不但是強大的對手，而且行為和思維習慣竟然全都與我們截然不同。因而必須引起重視，認真對待，這在其他戰爭中從沒出現過。我們跟此前1905年的沙俄幾乎面臨同樣的問題 [1]，作戰對手都是同一個民族，他們的傳統不屬於西方文化，但又經過充分的武裝訓練，甚至全民皆兵。在西方國家，人們對那些出於人道的戰爭慣例已經達成共識，但對日本人來說，這些東西顯然毫無意義。如此看來，太平洋戰爭不僅是進行一系列的島嶼登陸作戰，或者是克服困難卓絕的後勤補給，熟悉"敵性"也是一個重要課題，要想與日本人打仗，就必須先了解他們的行為習慣。
　　這項任務十分艱巨，困難也很明顯。日本的國門剛剛打開75年，之前一直都推行閉關鎖國政策，人們描述日本的時候，使用的一些詞句往往很荒謬，令人感到困惑，比如"但是……卻又……"之類，在描述世界其他民族時，從來沒有像這樣的。一位嚴謹的研究專家談到其他民族時，不會剛說過他們彬彬有禮，就再加上一句："但是，他們又很蠻橫倔強。"通常也不會說"他們無比頑固"，轉而又說"但是，他們很能適應暴力革命"；或者說這個民族性格溫順，又說他們不肯輕易屈服上級的管教；說他們忠誠厚道，又說"但是心存叛逆，怨恨滿腔"；說他們本性勇敢，又說他們十分怯懦；說他們愛自己的面子，但做事總考慮別人的想法；又說他們真誠善良，渴慕西方文化，但他們又是頑固的保守主義分子。人們不會先寫一本書，來描述這個民族如何酷愛審美，如何給予演員和藝術家崇高的贊譽，如何醉心於栽培菊花，而後再另寫一本書作為補充，描述該民族如何崇尚刀劍武力，如何向往武士道的無尚榮耀。

然而，當談論日本時，上述所有的矛盾都會出現，並形成縱橫交錯的經緯線。而且，這些矛盾都是千真萬確的，刀與菊，充滿不和諧的矛盾，卻是一幅畫面的兩個組成部分。日本人的生性極其好鬥但又非常溫順；他們黷武卻又酷愛美麗；自負桀驁卻又文雅守禮；頑固不化卻又狡黠善變；性情溫順卻又不甘受人擺布；忠貞不貳卻又容易叛變；勇敢卻又怯懦；保守卻又渴望新潮。他們非常在乎別人對自己的評價，但是，如果別人不曉得他們有什麼劣跡，或者幹過什麼壞事，他們就很容易被罪惡征服，不斷地犯罪。在日本的軍隊裏，雖然士兵已經被徹底馴服，但仍然具有很強的反抗性，攻擊上司的事件時有發生。
　　美國迫切需要了解日本，這一點已成為當務之急，因此我們不能漠視這些矛盾，還有那些同樣令人心煩意亂的，讓人糾結的問題，也都無法置之不理。危機接二連三地出現在我們面前。日本人下一步打算幹什麼？將采取什麼樣的行動？如果不進攻日本本土，日本人會投降嗎？我們是不是應該轟炸日本皇宮？對於日軍俘虜，我們能有什麼樣的期待？為了拯救美國人的性命，同時削弱日本人那種負隅頑抗的決心，對日本軍隊及日本民眾宣傳時，我們該說些什麼？這些問題在熟悉日本國情的專家中，存在嚴重的分歧。一旦實現和平，為了維持正常秩序，需要對日本實施永久性的軍事管制嗎？我軍是否準備進入日本深山老林的每一個要塞，與那些頑抗到底的激進分子展開激戰？在世界和平到來之前，日本會不會發生一場革命？類似法國革命或俄國革命？誰將領導這場革命？或者日本民族只能滅亡？對於這些問題，我們作出的種種判斷，導致的結果將全然不同。
　　1944年6月，我接受委托從事日本研究。我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受命使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研究手段，以便弄清日本民族的底細，研究他們究竟是什麼樣的民族。那年初夏，我們剛剛開始了對日本的大規模反攻。許多美國人認為，對日戰爭將要持續三年，或許是十年，甚至更長時間。而很多日本人則認為，這次戰爭將會持續百年。日本人說，美軍雖然取得了某些局部勝利，但那是在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群島，離日本本島至少還有數千英裏呢。日本的報紙雜誌根本不承認日本海軍的失利，所以日本人還以為自己是勝利者。
　　然而，到了六月，局勢開始發生變化。盟軍在歐洲開辟了第二戰場，兩年半以來，盟軍最高司令部一直給予歐洲戰場軍事優先權，這些措施已經明顯見效，對德戰爭的結局完全能夠預見。在太平洋戰場上，我們的軍隊已經登陸塞班島，這場大規模的戰役預示著日軍終將徹底失敗。此後，我們的士兵經常與日軍短兵相接。另外，通過新幾內亞、瓜達爾卡納爾、緬甸、阿圖、塔拉瓦、比亞克等戰役，我們深知自己深陷於殘酷的戰爭中，而我們所面對的敵人又是何等可怕。
　　於是，在1944年6月，我們有許多疑問急需解答，這都與我們的敵人——日本有關，一切已經迫在眉睫。這些問題錯綜復雜，軍事上的，外交上的，關乎最高決策的，關於在前線對日軍散發傳單的，諸如此類種種問題，我們都必須適時提出真知灼見。日本發動的是一場全面戰爭，我們迫切需要知道的，不僅是東京決策者的目標和動機，或是日本漫長的歷史，也不僅是經濟和軍事上的統計數字。我們必須了解，日本政府從國民那裏能夠獲取哪些期待？我們也必須了解，日本人的思維特征和情感習俗，甚至了解因這些特征和習俗所形成的生活模式。我們還必須搞清楚，有哪些制約因素支持這些行動和觀念。我們得暫時把美國人的行動前提拋在一邊，並且盡可能地不要輕率武斷地下結論，也許在那種情況下，我們做的事，日本人也會那樣做。

我的任務極其艱難。美國和日本正在交戰。在戰爭中，把一切錯失都歸咎於敵方，頻頻譴責對方，這非常容易，但要想弄明白敵人自己如何看待人生，如何通過他們的眼睛看待世界，這就困難多了。然而，這個任務必須完成。問題是，我要研究的是日本人將要如何行動，而不是我們處於他們的境況要如何行動。我必須努力整合日本人在戰爭中的所有行為，利用這些有用的資料試圖了解他們，要把這些當做有利條件，而不是當做不利條件。我必須觀察他們的打仗方式，並且暫時不將其看作軍事問題，而是文化問題。無論在戰爭中還是在平時，日本人的行為都獨具特色。他們處理各種戰爭事務時，表現出哪些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模式？他們的長官鼓舞士氣，消除惶恐和疑惑，在戰場上調兵遣將，所有的這些方式展現出他們自以為能夠利用的力量，那究竟是什麼？我得跟蹤研究戰爭中的每個細節，以便觀察日本人如何逐步展露出他們自己。
　　然而，美日兩國正在交戰，這一事實不可避免地對我的研究產生了不利影響。這意味著我必須放棄文化人類學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實地考察，我無法去日本，到日本人的家庭中，親眼觀察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傾向，然後辨別區分哪些因素是至關重要的，哪些是不太重要的。我無法親自觀察他們做決定時的復雜狀況，也無法觀察他們如何培養下一代，他們的孩子如何成長。約翰·安布雷撰寫的《須惠村》[2]，是人類學家在日本實地考察後，寫出的唯一有關日本村落的著作，這些研究成果非常有價值。但是，我們在1944年遭遇的關於日本的許多問題，在《須惠村》裏都尚未提及。
　　盡管有這麼多的困難，但作為一名文化人類學家，我卻始終相信，還有某些研究手段和條件能夠加以利用。至少，我可以依賴文化人類學家最基本的研究手段——與研究對象面對面接觸。在美國，有許多日本人，他們在日本出生長大，我可以根據他們親身經歷的事情向他們提問，弄清楚他們如何理解或判斷那些事情，用他們的描述填補我們在知識上的許多空白。我相信，作為人類學家，這些知識有助於我們了解任何文化，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具有根本上意義的。通常，一些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從事日本研究時，主要利用圖書文獻，對歷史事件進行分析，或者對資料進行統計，並收集日本的書面或口頭宣傳品，從字裏行間中尋求其演變軌跡。我確信，他們所尋求的許多答案，都隱藏在日本文化的種種規則和價值之中，因此，通過真正生活在這種文化中的日本人，探究日本文化中的那些規則，會取得更加滿意的答案。
　　這並不意味著我不閱讀書籍文獻，或者不請教曾經生活在日本的西方人。與日本有關的文獻浩如煙海，在日本居住過的西方人也數不勝數，這些對我都幫助極大。有些人類學家到亞馬孫河發源地或新幾內亞高原，研究那些沒有文字的部落，他們全然沒有我現在的優勢。由於沒有文字，那些部落從未用文筆來展露自我，西方人的相關論述也是浮光掠影，少之又少。沒人知道他們的歷史，學者們進行實地考察，沒有任何前輩學者的幫助，他們去探索那些部落的經濟生活狀況、社會階層構成，以及宗教生活中所崇拜的事物，等等。我研究日本的時候，卻有許多優秀學者的豐碩成果可以繼承。在嗜古者的文獻資料中，描述了日本人生活的細枝末節，很多歐美人士也詳細記載了他們在日本的生動經歷，日本人自己也撰寫了許多傳奇性的自傳。跟許多其他東方民族不同，日本人熱衷於描寫自我，這種展露自己的沖動十分強烈，他們既寫生活瑣事，也在寫全球的擴張計劃，他們的坦率著實令人驚異。當然，他們並沒有將所有的計劃和盤托出，沒有誰會那樣做。日本人描述日本的時候，會忽略許多真正重要的事情，因為那些東西是他們最熟悉的，如同呼吸的空氣一般，早已習而不察了。美國人記述美國的時候也是一樣的。盡管如此，日本人仍然喜歡自我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