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0日，毛澤東親自主持通過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明確要求“堅決糾正此前的鎮反運動中出現的‘寬大無邊’的偏向，全面貫徹‘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以完成徹底清除國內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歷史重任。重慶市從1950年第四季度起，到1951年上半年先後展開了三次鎮壓、清除反革命分子的大批捕運動。其中涉及面最廣、規模最大的一次是“三·一三”大批捕，一晚上抓了4000多人。被稱為文革“地下文學”第一書的中篇小說《一雙繡花鞋》的創作靈感即來自於作者況浩文親身經歷的“三·一三”大批捕事件。

《一雙繡花鞋》寫於提倡群眾寫作的1958年，最初名為《在茫茫的夜色後面》。1964年況浩文應峨眉電影制片廠導演張波之約，將小說改編成電影文學劇本。同年秋天，小說開始在重慶地區廣泛流傳，同時書名也被著名評書藝人徐勍改為《一雙繡花鞋》。然而，令作者做夢可能也難以預料的厄運也緊接著降臨到他的頭上。電影未及上映即胎死腹中，在夢魘般的“文革”浩劫中，況浩文因為倒黴的“繡花鞋”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關進“牛棚”。但在他為自己的身份焦灼、糾結的同時，小說《一雙繡花鞋》通過大串聯的紅衛兵和上山下鄉運動的知青以手抄本形式在祖國大江南北被瘋狂傳抄。

也正是經由況浩文響應主流文化創作的故事到文革期間地下不斷秘密地手抄、口傳，《一雙繡花鞋》在某種程度上疏離了“十七年”、“文革”主流文學的政治話語運作方式，掙脫了文革期間在“夾縫”中生存的種種禁忌、束縛，獲得了來自民間大眾的那種自由而綿長的生命力，成為“在文化沙漠中煎熬的人們精神生活中的一株綠草。”小說也因此勾起了幾代重慶山城兒女這個特殊“種族”的集體記憶與文化想象，重塑了他們當年“那有時有點像本城的雨季般陰郁，比本碼頭的坡坡坎坎還陡峭的心靈史。”由小說到手抄本，況浩文以及一大批匿名的讀者、傳抄者把自己關於“反特”、“文學”的想象不斷地投射和附加到《一雙繡花鞋》上，最終形成了對“三·一三”大批捕這一歷史事件的復雜同時又隙縫叢生的文學重構與文化想象。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嘗試把《一雙繡花鞋》盡量放在一個復雜的視域和語境中，考察它是如何以文學化的方式重構了建國初期具有重大意義的鎮反事件?文學敘事對歷史想象作出了哪些特殊回應?作為通俗文學，《一雙繡花鞋》何以能夠產生如此大的沖擊波與轟動效應?作為文革手抄本小說的代表，它有沒有政治之外的文化意義?

由“鎮反”運動到“反特”小說

新政權剛誕生之際，維護國家人民和財產的安全，鞏固發展基礎是一個國家經濟建設的首要任務之一。在美國支持下，1950年代初，蔣介石把西南地區作為撤離大陸後的最後據點。國民黨軍警憲特匪在那裏的人數之多、活動之活躍，令人驚訝。據作者況浩文回憶：“當時光軍警憲特匪就有8萬人，他們還吆喝了些土匪武裝，組成‘反共保民軍’、‘反共抗俄軍’，國民黨武裝號稱達到一百萬人”1950年3月，西南局向中央發出一份緊急報告：“近一個時期以來，西南川、康、雲、貴各省，連續有土匪在各地發動大規模武裝暴動……二月份以來，各地土匪又圍攻並占領了包括溫江、崇慶、郫縣、金堂、新繁及川東之秀山等多座縣城。邛崍城遭匪萬人之圍攻，壁山軍分區一夜之間八個區政權遭匪襲擊而全部丟失。”由此可看出當時國內形勢的嚴峻性。面對復雜、嚴峻的國內國際環境，1950年7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最高人民法院發出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明確指出：“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已在大陸上基本結束，各級地方人民政府已先後成立。但在某些地區特別是有些新解放地區，國民黨反動派殘余在帝國主義指使之下，仍在采取武裝暴亂和潛伏暗害等活動方式，組織特務土匪，勾結地主惡霸，或煽動一部分落後分子，不斷地從事反對人民政府及各種反革命活動，以破壞社會治安，危害人民與國家利益。因此，領導人民堅決肅清一切公開的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地建立與鞏固革命秩序，以保障人民民主權利並順利地進行生產建設及各項必要的社會改革，成為各級政府的重要任務之一。”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十七年”文學創作中以“反特防奸”為題材的小說應運而生。“反特”小說雖然在文革初期一度出現停滯、蕭條階段，但是文革中後期再度復蘇並延續到新時期文學創作中。

“十七年”的“反特”小說創作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初期以白樺的《無鈴的馬幫》、公劉的《國境一條街》、文達的《奇怪的數目字》等為代表，主要反映建國初期在復雜、嚴酷的鬥爭環境中，我國公安保衛人員密切聯系人民群眾機智、勇敢地清剿敵特的反特壯歌。後期反特小說在題材上得以橫向拓展，大致呈現出軍隊題材反特小說、城市工農業題材反特小說、農村題材反特小說、邊防海疆題材反特小說四種走向。由於受政治意識形態的規約以及主流文學創作模式的約束，“十七年”的“反特”小說形成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基本創作模式：“公安部門得知潛伏的階級敵人或國外派遣的特務將要竊取某一機密文件、圖紙，或引爆全國性慶典、國際交流會等會場，或是破壞某項大型工程等，於是偵察員跟蹤追擊，最後順藤摸瓜，將特務一網打盡。”

“文化大革命”中，許多在十七年文學創作中成長起來的作家被剝奪了創作權利，這期間公開出版的反特小說數量寥寥。同時由於迎合、適應當時的政治形勢，文革期間公開發表的“反特”小說與“十七年”“反特”小說相比，政治色彩更加強烈，人物臉譜化、情節模式化、沖突簡單化、情感直露化的弊病更加凸顯。如龔成的長篇小說《紅石口》、周肖的長篇小說《霞島》、李良傑與俞雲泉合著的長篇小說《較量》等文革期間出現的幾部比較有代表性的“反特小說”，也被一些學者稱為在夾縫中生存的“夾縫文藝”，都表現出藝術粗糙、政治色彩濃郁的創作傾向。湯哲聲即指出這類作品“都顯得粗劣雷同、形象呆板、語言幹巴。這類作品對極‘左’思潮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是特殊政治條件下的文學的畸形產物。”值得註意的是，文革中後期，遠離政治、講述懸疑驚險故事的反特偵探小說被瘋狂傳抄，代表作有《一雙繡花鞋》《綠色屍體》《梅花黨》《火葬場的秘密》等。其中尤以況浩文創作的《一雙繡花鞋》最為出名，在民間廣泛流傳甚至傳播到了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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