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爭鳴：兩千年等一回

中國思想史上百家爭鳴的時代，比較引人矚目的有兩段：一段是兩千多年前的先秦時期，另一段即與中國近代史同期之晚清至民國時期。兩者的共同背景特點，是處於動蕩、分裂、戰亂的社會轉型期，沒有形成大一統的國家權力，各種學術思想得以在競爭的生態中異彩紛呈；兩者的不同之處，是後者處於東西方文明的對撞與交匯的歷史環境，有了更為廣闊的全球視野。

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廢分封立郡縣，高度集權的超穩定封建專制制度由此底定；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中國特色的文化專制逐漸確立。政治上的大一統，終結了先秦以來的百家爭鳴時代。兩千年來雖歷經周期性的王朝更疊，但政治和文化上的專制主義屹立不倒。直到19世紀中葉，“老大帝國”傳統的農業文明遇上了對手，在挾堅船利炮而來的西方工業文明猛烈沖撞之下，一交手就輸得很丟臉面。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思想界出現了多元競爭的局面，一直持續到20世紀50年代，才再度定於一尊。
30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結束了一個威權時代，新一波的“思想解放”運動，令思想界再度呈現活躍的氣象。但歷史的慣性依然存在，氣候乍暖還寒，風潮時漲時落。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時代來臨的大背景下，歷史的腳步越來越快，多元化漸成大勢所趨。
梳理百余年來中國思想界的各種論爭的脈絡癥結，仍不離“中體西用”與“全盤西化”兩大主題，而一個半世紀以來困擾中國的諸多疑問，依然揮之不去，有重新解讀的必要。
　　
主義林立：問題仍待解決
　　
君憲主義與民族主義之爭，是20世紀思想交鋒的第一波。“立憲與共和”，“改良與革命”，這兩組問題互為表裏，前者是體制，後者是手段。立憲派認為只要有憲政，君主制就成了無害的擺設，走社會改良的道路成本較低；革命派則豎起民族主義的高標，要求徹底推翻滿清王朝，以為革命才是惟一出路。從宣傳效果來看，“排滿革命”的口號確實便於煽情，民族主義搶足了風頭，而清廷的“預備立憲”缺乏誠意和動力，在革命與改良的賽跑中，最終革命跑到了前頭。
民初的中國成了各種外來思潮的實驗場，進化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君憲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實驗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等紛至沓來，並出現了一些本土化的變種，如三民主義和國家主義等，到“五四”前後，中國已是一個主義林立的時代。以新文化運動為背景，“主義之爭”令人眼花繚亂；直到胡適提出“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仰望星空的眼神才稍稍落地。“問題”和“主義”，成為中國思想界日後走向的兩塊路標。

“五四”後思想界的分化，使一部分人走向黨派政治，另一部分人趨於學術文化，但其中並無明確的界限；而黨派政治的會黨化，又使大部分的思想界領袖們處於遊離狀態：除李大釗為主義犧牲，陳獨秀由政治回歸學術，蔡元培和胡適兩頭兼顧，魯迅走上文學道路……留下了不同的思想軌跡。而徹底投身政治的，往往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大知識分子”。

到目前為止，中國仍未走出“問題與主義”的悖論：外來的主義不斷產生中國式的“山寨版”，內生的問題卻依舊層出不窮。主義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新老問題仍在拷問著各種主義。

流派傳承：在互動中前行

中國的自由主義與清末憲政思潮有著密不可分的血脈關系。嚴復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其後的代表人物是胡適，則承受梁啟超影響甚巨。立憲派代表人物梁啟超的思想薪火，後來由張君勱、張東蓀等傳承。張君勱在上世紀30至40年代成為憲政運動主要推手，被稱為“中華民國憲法之父”，其所參與營造的“第三勢力”，在國共內戰中分化瓦解。但這一派的傳人在40年代末發生分流，以雷震、殷海光為代表的一支移師臺灣，張東蓀、羅隆基等另一批人則滯留大陸，最終都在政治高壓下風流雲散。直到80年代以後，在大陸思想解放的背景下，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才逐漸被思想界所關註。
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為號召的三民主義，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官方意識形態；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對20世紀的中國影響至巨，1949年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流意識形態。兩者同為西方政治學說的本土化產物，兩種主義旗下的兩大政黨，曾是“以俄為師”建黨的孿生兄弟，歷史上曾有數度合作與紛爭。孫中山認為：“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毛澤東也曾承認“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研究20世紀的中國思想史，解讀西方政治學說的本土化過程，就不能不研究這兩種主義的互動及其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
與上述“西化”進程相對照的，是“中國本位文化”的堅守。從康有為主張“以孔教為國教”，到章太炎的提倡讀經，政治上對立的立憲派（或曰保皇派）與革命派，在文化旨趣方面似乎殊途同歸；但前者以保留君主制度為前提，後者則有種族革命的背景，對儒教各取所需；梁啟超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論”在反對復辟帝制的同時，又將爭論提升到思想文化的高度。
“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使反傳統成為一種時尚。胡適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以後，似乎給兩派觀點指出了各自的發展空間——提倡新文化與整理國故並行不悖，文化的探索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從“整理國故”及“科學與人生觀”的論爭，到“鄉村建設運動”“新生活運動”“新理學”等的興起，中國的本土價值觀被重新詮釋並賦予新的使命。1949年以後，傳統文化的傳承在中國大陸遭到嚴重破壞，血脈孤懸於臺灣及海外，並在“新儒學”的旗幟下重振旗鼓。近年，隨著民族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興起，傳統文化卷土重來，並試圖填補信仰危機形成的思想真空。“國學熱”風靡大陸，但學理上的探索似已被功利性的追求替代。從1935年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到2004年的《甲申文化宣言》，皆可窺見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趨同傾向。
百年來各種思潮、流派之間的傳承、互動、借鑒和滲透，是一個有趣的文化現象。唐德剛認為“五四”以來大半世紀中國的悲喜劇，即為列寧的“半盤西化”和杜威的“半盤西化”鬥爭的結果。蘇東劇變後，在主流意識形態堅持“中國特色”的背景下，繼承西方馬克思主義血脈的中國“新左派”興起及其與自由主義的交鋒，可視為上述互動的延續；近年來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回潮，也皆有學說、流派的傳承可供追溯；甚至連近年引發激烈爭論的“民主社會主義”一詞，也可在1946年張君勱等組織的民主社會黨政綱中找到……
　　
體制與文化：悖論互為因
　　
文化孕育體制，體制決定文化，兩者互為因果，形成了一個“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悖論。盡管“現代化”與“現代性”的探討早就存在，而結束君主專制近一個世紀之後，中國人仍在爭論是體制決定文化還是文化決定體制，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諷刺。
自19世紀末進化論進入中國之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與有德者生存的人類倫理沖突不斷。中國人因面臨亡國滅種而引入西學變法圖存，但“先生”總是侵略“學生”，“公例”與“公理”相互拮抗，也是“西學東漸”中的一種悖論。
列強環伺的時代背景，亡國滅種的深刻危機，建設現代化國家的沖動，最終將制度的抉擇推到了優先的地位，而文化的重建則顯得不那麼迫切。進入20世紀以後，中國人一舉推翻了歷時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並在37年間兩度更疊政體：從戊戌變法到建立中華民國，是仿效歐美的道路；從“五四”運動到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學習蘇俄的經驗。
辛亥革命以革命手段推翻帝制之後，體制建設成為首要問題。
立憲派和革命派對於中華民國初期的治憲，有著許多的互動和貢獻；從臨時約法、天壇憲法到曹錕憲法，基本上是搬用美國的憲政體制，“排滿革命”讓位於“五族共和”，聯邦制的色彩濃厚。中國的政治文化中，沒有古希臘那樣的城邦制度，也沒有西歐式的貴族領主制度，缺乏西方式的地方自治傳統，也未形成近代市民社會。推行不成熟的共和制，存在諸多窒礙和弊端，長期封建文化形成的“大一統”慣性開始發揮作用；君憲主義出現回潮，給袁世凱造成了一次短暫的機會，但從封建道統到民主遊戲規則上，都無法找到支撐點。
　　洪憲帝制失敗後，各派政治力量再度訴諸叢林法則。北洋軍閥的“武力統一”與南方軍閥的“聯省自治”相互抗衡，令國家陷於分裂，其背景仍是“大一統”與“地方自治”之爭。號稱“公理戰勝強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未獲平等地位，令國人深受刺激，由此觸發了“五四”運動，“以俄為師”的暴力革命又成首選。
　　國共合作破裂後，國民黨繼續北伐，實現了“武力統一”，建立了國民政府。憑借武力建立起來的正統性，其合法性仍需以公理民意來背書。
　　國民政府在大陸統治期間，未能兌現民主憲政的承諾，抗戰結束後迅速腐敗。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利，令世紀初那場以“公理”開局的革命，最終循“公例”而徹底落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結束了戰亂和分裂的局面，建設現代化國家的願景重新浮現。但封建主義的幽靈徘徊不去，文化上的慣性和對革命的誤讀，令威權政治再度出現，令國家重新走向閉關鎖國，閉門造車式的現代化屢遭重挫，文化建設中止，甚至出現了以“文化大革命”為名的歷史倒退。
　　有鑒於此，中國在1978年以後實行改革開放，重新開啟了與世界文明交匯的窗口。30年間，經濟體制改革令國民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政治體制改革仍有漫長的道路要走；其間既有體制上的近因，更有文化上的遠因。
　　
　　國民性改造：啟蒙仍未完成
　　
　　回顧近代以來西方思想的本土化運動，竟始於鄉村教師洪秀全粗劣仿造的“山寨版”基督教——太平天國運動，不能不說是一種奇怪的歷史宿命。49年後義和團運動的爆發，令中西價值觀的沖突演變為另一場內亂。而這兩場運動的主角——中國農民，卻先後站到了相反的陣線上，第一次是摧毀傳統，第二次是捍衛傳統。
　　中國傳統上是“以倫理為宗教”，西方傳來的學說教義到了中國，總是發生異化，要麼被奉為新的偶像，要麼成了被圍攻的異端。這種現象引發了思想界對中國人“國民性”的反思。
　　維新運動的先賢率先註意到中國人的“國民性”積弊，嚴復有針對性地將穆勒（彌爾）的《論自由》直譯為《群己權界論》，揭示了“公域”與“私域”的區分：公域講權力，私域曰權利；公域講民主，私域言自由。梁啟超發表“新民說”，提出政治、宗教、民族、生計的四大自由，提倡“新文明再造”。新文化運動主將陳獨秀發表《敬告青年》，闡發“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六義。魯迅以《阿Q正傳》《狂人日記》的文學形式，對中國人的“國民性”展開批判……國民教育和“改造國民性”的課題，斷斷續續地貫穿於整個20世紀。
　　1949年以後，“改造國民性”的課題發生變異，多次政治運動皆以“思想改造”和培育“新人”為主要任務，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將傳統的封建文明和外來的資本主義文明同時摧毀殆盡。30年前以改革開放為破題的社會轉型啟動之際，以“思想解放”和“新啟蒙”運動為標誌，幾乎在一片思想廢墟上開始了文化重建。但90年代以後，文化建設進入低潮，迄今未能與經濟發展同步。
　　進入21世紀以後，國人在沈醉於經濟繁榮的驕人成就、憧憬“大國崛起”的美妙願景之際，卻發現這個民族正處於普遍誠信缺失的無道德狀態。
　　“文革”造成的道德文化斷裂和信仰危機，應試教育的功利性，令固有的“國民性”積弊在商品經濟大潮下水漲船高，封建糟粕借助民族主義的回潮沈渣泛起。國民素質的低下與經濟的高速增長不相匹配，牽制了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反封建和“改造國民性”的啟蒙任務，任重而道遠。
　　
　　走出怪圈：仍需科學與民主
　　
　　在中西文明對撞形成的多元文化背景下，20世紀大師輩出，極一時之盛；時過境遷，中國思想界至今仍未企及先賢們的思想高度。
　　一個民族的創造力，源於多元化的獨立思考；一個民族的思想史，建立在其歷史及歷史經驗上。黑格爾曾慨嘆說：“經驗和歷史教給我們的是——人民和政府從未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東西，也從未按照由歷史導出的原則行事。”天道好還，回顧百年來的中國思想史，仿佛陷入了一個歷史輪回的怪圈，一百多年間學到了什麼、實現了什麼、浪費了什麼？為什麼無法走出怪圈？上世紀糾纏著中國先賢們的老問題，今天仍不得不重新思考。
　　“科學與民主”是“五四”時代思想界的旗幟，無論思想見解上是保守還是激進，“兼容並包”的多元文化理念和科學探索精神，造就了20世紀上半葉的文化爭鳴與學術繁榮。2009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90年間“德先生”與“賽先生”從來是相提並論，缺一不可。
　　在提倡“科學發展觀”的今天，對歷史的反思本身就應成為科學精神的一部分。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國人的權利意識日漸覺醒，盡管認知的程度千差萬別，民主理念正在成為多數人的共識。“科學與民主”，仍是引導我們這個民族走出“歷史周期律”、建設公民社會正確路標。

“德先生”“賽先生”，一起回來吧！（本文為作者為即將出版的《民國思潮讀本》所撰之序，《愛思想》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