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寫道：“唯一適應精神生活的隱喻，就是感受到在生活。沒有呼吸，人類的身體就死亡了；沒有思考，人類的心靈就死亡了。”蘇珊•桑塔格同意這種觀點。在她的日記和隨筆第二卷（《意識聽命於肉體》）中，她說：“做一個睿智的人，對我而言，並不是將事情做得‘更好’的問題，那是我唯一的存在方式……我知道自己害怕被動(和依賴)。運用我的心靈，令我感覺積極(和自主)。這樣很好。” 

桑塔格出生於1933年，2004年逝世，作為評論家、小說家、劇作家、電影制作人和政治活動家，她的一生見證了思考人生如何成為一種令生命更加完整和豐富的活動。自從1966年出版第一本隨筆集《反對闡釋》開始，桑塔格對“流行”和“高雅”文化的忠實就從未動搖，這本筆調輕快、平易近人的文集涵蓋了從至上女聲三重唱到西蒙娜•韋伊(Simone Weil)、從電影《不可思議的收縮人》到《穆里耶》的廣泛內容。


作為“藝術色情學”的支持者，她不僅贊同法國作家羅蘭•巴爾特(Roland Barthes)所謂的“文本的快樂”，還有他把“心靈的生命稱作欲望、完全的智慧和快樂”的觀點。在這方面，她追隨威廉•華茲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 的腳步，在他的《抒情歌謠集》序言中，將詩人的任務定義為“直接給一個人以愉快”，這一任務對他的要求便是“對於宇宙間美的一種承認”、“對於人的本有的莊嚴性的一種頂禮”，並且堅持“對於以愛來觀看世界的人”，將這一原則付諸實踐“是一種輕而易舉的工作”。

“是什麼讓我感覺強大？”桑塔格在一篇日記中自問，她給出的答案是“愛和工作”，以及她對“心靈的狂喜”的肯定。顯然，在桑塔格看來，愛、欲望和思考從本質上是相互聯系的活動。桑塔格非常欣賞的作家、詩人和古典主義者安妮•卡爾森(Anne Carson)在她迷人的作品《愛欲之苦樂》中提出：“認知在思想者心中起作用的方式，與愛神在戀人心中起作用的方式有相似之處。”

卡爾森還說：“當心靈開始尋求認知，欲望的空間就敞開了。”桑塔格在她關於羅蘭•巴爾特的隨筆中附和了這一觀點，她寫道：“寫作是擁抱，又是被擁抱；每一種觀念都是向外延伸的觀念。”

1987年，在由美國筆會發起的一次關於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的研討會上，桑塔格將安妮•卡爾森關於欲望與認知相互聯系、密不可分的觀點進一步延伸。桑塔格拒絕通常對詹姆斯詞匯貧乏、用語抽象的批評，她反駁說：“事實上他的語言是一種慷慨、一種充實、一種欲望、一種歡呼、一種狂喜。在詹姆斯的世界裏，總是有更多——更多的文本、更多的意識、更多的空間、空間中更多的復雜性、可供意識咀嚼的更多的食糧。他在小說中植入了一種欲望的法則，在我看來是全新的。這便是認識論意義上的欲望——認知的欲望——就像肉體欲望一樣，並且經常成為肉體欲望的模仿品或復制品。”

在她的日記中，桑塔格用這樣一連串詞匯來描述“心靈的生命”：“貪婪、欲望、渴望、熱切、向往、意願、不知饜足、興高采烈”；不難想象，在桑塔格看來，當安妮•卡爾森坦承“戀愛和認知這兩件事讓我真正感覺到活著”時，這也說出了她的心聲。


在整個職業生涯中，桑塔格都試圖挑戰和顛覆傳統，沖破性別、年齡等等誘導人們循規蹈矩去生活的分門別類的限制；她相信彼此對立的事物，比如思考和感覺、形式和內容、倫理和美學、意識和感官，實際上可以被視為一體兩面——就像天鵝絨的絨毛，正著摸和反著摸是兩種紋理和兩種感覺，兩種明暗和兩種理解。

例如，在1965年的隨筆《論風格》中，桑塔格寫道：“把萊妮·里芬斯塔爾 (Leni Riefenstahl)的《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亞》稱為傑作，並不是在以美學的寬容來掩蓋納粹的宣傳。其中存在著納粹宣傳，但也存在著我們難以割舍的別的東西……靈氣、優美和感性的複雜動態。”

十年後，她在《迷人的法西斯主義》一文中又反其道而行，評價《意志的勝利》是“有史以來最純粹的宣傳影片，其構思本身就排除了該電影制作人能夠擁有一種獨立於宣傳的美學構思的可能性”。桑塔格的解釋是，她起先關志的是“內容的形式含義”，後來則希望探索“形式這個概念本身的內容含義”。

桑塔格自稱是“好戰的唯美主義者”和“離群索居的道德家”，這與華茲華斯不謀而合，華茲華斯說“只有愉快所激發的東西，才能引起我們的同情”，
“不論在什麼地方，只要我們對苦痛表示同情，我們就會發現同情是和快感微妙地結合在一起而產生和展開的”。
所以毫不奇怪，桑塔格在擁抱她所謂的“多元性、多樣性文化”的快樂的同時，從未停止“旁觀他人的痛苦”——她生前出版的最後一部作品就以此命名——以及努力去減輕這種痛苦。


1968年，她應北越政府邀請，作為美國反戰活動家代表團的成員訪問河內，她在日記中說，這段經歷“讓我重新評價我的身份、我的意識形態、我的文化心理、‘真誠’的含義、語言、道德決策、心理學表現”。

20年後，20世紀90年代初，她9次訪問滿目瘡痍的薩拉熱窩，見證了長期圍困之下38萬居民的苦難。1993年7月，她第二次訪問期間，結識了一位薩拉熱窩出生的戲劇制作人，他邀請她擔任導演，與當地最出色的專業演員合作排演薩繆爾·貝克特 (Samuel Beckett)的《等待戈多》；狙擊槍的槍聲和迫擊炮彈的爆炸聲成了排練和演出的背景音樂，政府官員、醫院的醫生、前線下來的士兵，以及許許多多身心飽受摧殘的薩拉熱窩人觀看了這出戲劇。

“一個人若是永遠對墮落感到吃驚，”她在《關於他人的痛苦》中寫道，“見到一些人可以對另一些人施加令人發悚、有計劃的暴行的證據，就感到幻滅 (或難以置信)，只能說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尚不是成年人。”正如她曾經宣稱的：“沒有利他主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

我第一次遇見蘇珊•桑塔格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當時她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而我是那裏的學生。在三年時間裏，我既是哥大校報《哥倫比亞觀察者》的撰稿人，也是編輯之一。1961年，她為這份報紙寫了一篇關於諾爾曼·O·布朗 (Norman O. Brown)的《生與死的對抗》的評論文章，後來收錄在《反對闡釋》中。讀完這篇文章，一天下午我厚著臉皮走進她的辦公室，告訴她我有多喜歡它；第一次會面之後，我們又一起喝過幾次咖啡。


1964年從哥大畢業後，我前往伯克利，在加州大學學習英國語言文學。我立刻發現自己置身於一波美國社會、文化和政治覺醒的中心。“幸福呵，活在那個黎明之中。”兩個世紀前威廉•華茲華斯在法國大革命爆發時寫道。現在，人們正再一次經歷著真正戲劇化的變革，無論你走到哪裏，就像鮑勃·迪倫 (Bob Dylan) 在《郁結如麻》中唱的那樣：“夜晚的咖啡館傳來音樂聲，空氣裏彌漫革命的氣息。”關於那段日子，大約30年後，桑塔格在《反對闡釋》的再版前言中寫道：“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一切似乎不乏美妙之處。人們多希望它的膽量、樂觀主義和對商業的鄙視態度能多少殘留一點下來。具有鮮明現代特色的情感的兩個極端，是懷舊和烏托邦。或許，如今被貼上‘六十年代’這一標簽的那個時代最令人感興趣的特征，是它根本沒有懷舊的色彩。從這種意義上說，它的確是一個烏托邦的時代。”


1966年的一天下午，我在伯克利校園裏跟蘇珊不期而遇。她告訴我她應邀來學校做一個演講，我告訴她我剛剛開始在KPFA電臺制作和主持一檔原創的午夜欄目。我還提到那天晚上我正準備跟好友湯姆•拉迪 (Tom Luddy) 一起去采訪電影導演肯尼思·安格(Kenneth Anger)，談談他的影片《天蠍星升起》——不久以後湯姆就成了太平洋電影資料館的館長。我問她是否有興趣加入這次談話，她答應了。在日記中，蘇珊將安格的《極樂大廈揭幕》列為自己心目中的“最佳影片”之一。

1967年，我搬到倫敦，成為《滾石》雜誌的第一位駐歐洲編輯，1970年回到紐約後我還繼續為這份雜誌工作和寫稿。蘇珊和我有許多共同的朋友；在接下來的幾年裏，無論在紐約還是歐洲，我們總能時不時地在同樣一些晚宴、電影放映會、音樂會(既有搖滾樂也有古典音樂)和人權活動中碰面。

多年以來，我一直希望為《滾石》雜誌采訪蘇珊，但是一直沒想好怎樣開口。不過在1978年2月，我覺得時機到了。前一年她出版了贏得廣泛贊譽的《論攝影》，另外兩部作品也即將面世：《我，及其他》和《疾病的隱喻》。前者是她的短篇小說集，收錄了八個短篇，被她自己稱為“與第一人稱展開的一系列冒險”。蘇珊在1974年到1977年間進行了乳腺癌手術和治療，作為癌症患者的經歷是她寫作後者的催化劑。所以當我最後決定問她是否願意做一次訪談，並提議將這三本書作為談話的切入點時，她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有些作家認為，參與一次訪談就像詩人肯尼斯·雷克斯雷斯 (Kenneth Rexroth) 在一次特別糟糕的雞尾酒會後說的那樣，是“晚餐前把舌頭泡在烈酒裏”。伊塔洛·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o)就是這樣的人。他在短文《一次訪談之前的遐想》中抱怨道：“每天早晨我都告訴自己：今天必須過得卓有成效。然後總會有某些事情讓我無法寫作。今天……我今天要幹什麼？哦，他們要來采訪我……上帝救救我！”

更加抗拒訪談的例子還有諾貝爾獎得主約翰·馬克斯維爾·庫切(1940—)，他在與戴維·阿特維爾 (David Attwell) 的一次訪談當中說：“如果我有哪怕一點點先見之明，從一開始就不會跟記者扯上關系。十次訪談裏有九次是跟一個完全陌生的人交談，而這種溝通模式的慣例允許這個陌生人跨越兩個陌生人交談時應有的恰當界線……對於我來說剛好相反，真理是與沈默、內省和寫作的實踐聯系在一起的。演講並不是真理的源泉，而是一種弱化了的、臨時性的寫作。主持人或記者揮舞的驚喜之劍不是真理的傳聲筒，相反卻是一種武器，是訪談這回事固有的對抗性本質的標誌。”

蘇珊·桑塔格不這麼看。“我喜歡訪談的形式，”她曾經對我說，“因為我喜歡交談，喜歡對話，而且我知道我的許多想法都是對話的產物。在某種程度上，寫作中最困難的事就是你孤身一人，不得不假裝自己跟自己對話，這從根本上是一種反常的活動。我喜歡跟人說話，對話讓我不再離群索居，而且讓我有機會了解自己的想法。我不想去了解讀者，因為它是個抽象的概念；但我無疑想了解個體的想法，這就需要面對面的交談。”

在1965年的一篇日記中，蘇珊宣布：“在我能夠像麗蓮·海爾曼向《巴黎評論》講得那樣清楚、權威、一針見血以前，我不再接受任何采訪了。”13年後，6月中旬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來到蘇珊坐落於巴黎16區 (16th Arrondissement) 的公寓。她和我坐在起居室的兩張躺椅上，中間的桌子上放著我的卡式錄音機；我聆聽她對我的問題的清楚、權威、一針見血的回答，顯然，她已經實現了當年自己為對話設立的目標。

與我采訪過的幾乎所有人都不同，蘇珊不是一句句地說，而是大段大段滔滔不絕。也許只有鋼琴家格倫·古爾德 (Glenn Gould) 是另一個例外。最讓我驚訝的是她組織和闡述思想時的精確性，以及“道德和語言上的修飾”——她曾經這樣評價過亨利·詹姆斯的寫作風格——用括號和限定詞(“有時候”、“偶爾”、“通常”、“大多數情況下”、“幾乎所有情況下”)來校準所要表達的意思。她的語言如此豐富而流暢，證明了法國人常說的“講話也能醉人”。她曾經在日記中說：“我癡迷於創造性的對話。”並補充道：“對於我來說，這是救贖的主要媒介。”

但是在談了3個小時之後，蘇珊說她需要在出去吃晚飯之前休息一會。我知道我已經為《滾石》的訪談收集了足夠的素材。不過出乎我的意料，她告訴我她很快會搬回紐約的公寓住6個月，鑒於還有許多其他問題想要跟我談，她問我是否願意在回到紐約後繼續完成我們的對話。

5個月後，11月一個寒風刺骨的下午，我來到她位於河濱大道和106大街交口、俯瞰哈德遜河的寬敞的頂層公寓，這裏有她8 000冊藏書的圖書室，是她所謂的“我自己的檢索系統”和“我願望的檔案館”。在那個神聖的角落裏，她和我坐著談到深夜。

1979年10月，《滾石》雜誌刊登了我對蘇珊•桑塔格訪談內容的三分之一。現在，我第一次將這段35年前有幸參與、在巴黎和紐約兩地完成的對話的全貌公諸於世。


在我看來，在1996年一篇題為《給博爾赫斯的一封信》的短文中，桑塔格將她卓爾不群、鼓舞人心的智慧信條做了最動人的表達：

你說我們現在和曾經有過的一切都歸功於文學。如果書籍消失了，歷史就會化為烏有，人類也就會滅亡。我確信你是正確的。書籍不僅僅是我們夢想和記憶的獨斷總結，它們也給我們提供了自我超越的模型。有的人認為讀書只是一種逃避，即從“現實”生活的每一天逃到一個虛幻的世界、一個書籍的世界。書籍不單單是這樣的。它們是使人實現自我的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