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在到底有多少個“一帶一路“智庫？百度搜索“一帶一路”和“智庫”兩個關鍵詞，目前有81萬條搜索結果。如果按照“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的不完全統計，該智庫聯盟的理事單位已有60多家，囊括了大部分國內對“一帶一路”有權威研究的智庫。

除了上述原有建制的智庫，目前中國還有“協同創新中心”、“高校智庫”兩種主要的研究機制，數量更是不計其數。
如何在汗牛充棟的智庫競爭中存活、冒尖，真正給國家急需解決的難題提供方案？上海國際關系學會會長楊潔勉近日在“一帶一路”安全問題協同創新中心揭牌儀式上表示，“以特點取勝，特別重要”。
“一帶一路”安全問題協同創新中心由上海政法學院發起，與同濟大學共同牽頭，是全國首個側重“一帶一路”具體安全問題研究的協創中心。中共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上海市教委和敦煌市政府是該中心指導單位。
井噴期
2015年3月，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和商務部三大部門經國務院授權，共同發布“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白皮書，這標誌著“一帶一路”建設正式進入實施階段。在此之前，這一國家級“大項目”的智力布局就已開始。
2013年4月，首批14家國家“協同創新中心”通過“2011計劃”認定。
“2011計劃”是繼“985工程”、“211工程”之後，國務院在高等教育系統又一項體現國家意誌的重大戰略舉措。該計劃以“協同創新中心”建設為載體，鼓勵各高校打破單位壁壘，優勢互補，對國家急需的戰略問題進行創新研究，解決問題、培養人才。
2013年6月，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關於“發揮高校優勢，建設新型智庫”的講話吹響了中國高校智庫化的號角。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逐步推進，“協同創新中心”、“高校智庫”的申報自然向“一帶一路”議題靠攏。由此而來的後果是，國內“一帶一路”研究機構數量進入井噴期。
與數量繁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目前很多冠以“絲綢之路”的專門研究機構，基本上都還是“空殼子”、“虛體機構”。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刊登的《“一帶一路”建設，需要什麽樣的中國智庫》一文中也曾提到，很多這類機構到國外去宣講“一帶一路”，大多是低水平的重復勞動。“波蘭一家智庫負責人近期就抱怨說，一個月接待了來自中國的9批智庫代表團，都是來宣講‘一帶一路’，可聽來聽去，也聽不出什麽門道；每個代表團都大談合作，可又都說不出具體要合作些啥。”
除此之外，由於兼備學術基礎紮實、掌握對象國語言、熟悉當地情況、具備政策意識的研究人才短缺，這些“稀有人才”以及他們所在的單位成為了“香餑餑”，出現在多個協同創新中心的合作名單裏。比如，邊疆安全是幾乎所有“一帶一路”研究機構都非常重視的議題，於是新疆、雲南、福建等邊境省份的高校以及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研究所相繼加入或發起了多個相似的協同創新中心。
需聚焦
隨著“一帶一路”討論的深入，不少人意識到需要改變“一哄而上”的亂象。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一帶一路百人論壇”專家委員趙明昊曾撰文指出，智庫要想搭乘“一帶一路”的快車，就必須踏踏實實地對接需求、突出特色。不需要再對“絲綢之路”進行泛泛的研究，而是應將任務分解、重心下移，采取“模塊化”的方式確定研究議程。
上海國際關系學會會長楊潔勉談到“一帶一路”安全問題協同創新中心的優勢時表示，該中心的兩所牽頭單位——上海政法學院和同濟大學“都是很有特色的學校，方向明確，協同創新也有基礎”。
楊潔勉所提到的“基礎”，是指2013年習近平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理事會第13次會議上宣布的“中國－上海合作組織國際司法合作培訓基地”，落戶在上海政法學院。該基地已先後舉辦了三次面向中亞國家幹部的司法培訓，具有與中亞國家的國際司法交流渠道和經驗。
而同濟大學的鐵道與城市軌道交通研究院則直接參與了歐亞大陸橋的鐵路技術攻關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四庭（涉外審判庭）副庭長劉敬東表示，“一帶一路”安全問題涵蓋範圍廣、內容多，希望利用政法學院的優勢，進一步加強對國際法研究和執行的重視程度。
上海社科院副院長黃仁偉認為更需要研究微觀的安全問題。比如造公路、鐵路或者管線時，周邊安全情況怎樣？有什麽部落？企業和國家都需要綜合的信息。
如果看一下參與協同共建的學術單位名單：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西北民族大學，武警政治學院、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上海大學毒品與國家安全研究中心、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不難發現，該協創中心選取“海外利益安全保護與沖突預防”、“反恐與上海合作組織研究”、“伊斯蘭文化與西北邊疆安全”、“‘一帶一路’國際治理與法律保障”等8個研究角度入手，是希望發揮各協同單位的資源與研究優勢。
“智庫要做行動庫，要解決行動問題。”黃仁偉說。
有多難
申報“協同創新中心”不容易，維持運轉更不容易。“協同創新中心”這一機制的核心在於打破單位壁壘，協同單位需要把最好的成果和人力拿出來共享。但俗話說，“三個和尚沒水吃”。楊潔勉擔任了近四年“2011計劃”的評審，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協同是難點”。
“我開個會，你不來，你開會，我不來，最後找幾個學生充充場面，這個現象在大學裏比比皆是。”
楊潔勉介紹說，很多評審對中國政法大學、武漢大學、吉林大學的“司法文明協同創新中心”的運轉印象深刻，他們采取了輪值主席制度、定期視頻工作會議制度，讓協同過程變得規範、順暢。
除此之外，“創新”幾乎是中國所有智庫的軟肋。“我們平時滿腦子的‘零和博弈’、‘利益置換’、‘贏者通吃’、‘安全困境’等等，這樣很難在思想理論上領先。”楊潔勉說。
“設計課題時一定不能跟著外交部、司法部走。一定要想在它們前面，想得比它們更寬，起步更早，才能比服務對象和研究同行看得更遠、更深。”
鑒於目前中亞地區安全機制乏力，楊潔勉建議，可以在中國和中亞共同安全理念的建設和傳播方面同有關國家、國內有關部門合作。
目前已有大批的智庫代表團奔赴世界各地，宣講“一帶一路”內容，尋求合作契機，但考察周期短，獲取信息不全面，流於表面。
“中國智庫都缺少的是，深入第一線。”黃仁偉說，“像阿富汗，有些學者擔心人身安全。但是不到那裏去，怎麽研究安全問題？”
美國喬治敦大學教授Charles King在最近的《外交事務》雜誌上指出，美國作為全球大國的崛起並不僅僅是經濟和軍事優勢的產物，這個國家真正擁有無可匹敵的過人之處，在於其對其他國家內部情況的了如指掌，包括它們的語言和文化、歷史和政治體系、經濟和人口狀況。
“美國政府創造了一個了不起的共同體——處處是擅長外語、對歷史敏感以及能深入了解外國社會，充滿了認知渴望的學者、研究生和本科生。政策制定者學會了傾聽他們，有時，他們甚至自身成為了政策制定者。” （澎湃新聞，2015-0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