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們提到，自我指涉性思想發源於俄國形式主義，而其進一步發展，是在布拉格學派時期。在這一階段，雅各布森和他的同事們引入了符號學的概念，試圖用符號和客體的關係來更准確地界定文學性，而不像俄國形式主義時期那樣籠統地界定為「有組織的變形」，這可以從上文所引雅各布森對符號與客體關係的闡述中見出。而且這不僅是雅各布森一個人的觀點，也是貫穿於整個學派的發展線索。

比如布拉格學派的穆卡洛夫斯基就認為：「正是這種對標凖語言凖則的違反，這種有系統的違反，使詩歌式地使用語言成為可能」，（Mukarovsky,1964：18）「在詩歌中，語言的實際功能……較之美學功能退居其次，這時符號本身成為注意力的中心」。（Mukarovsky,1976：162）顯而易見，這與雅各布森的觀點極為相近，也反映出該學派的共同傾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以俄國形式主義為最初的萌芽期，中經布拉格學派的過渡，而成熟於法國結構主義，自我指涉性成為20世紀上半葉西方文學思想中暗含的一個重要概念。而雅各布森正是其中的穿線式人物。

二

對於巴特而言，「自我指涉性」有兩種意義，其一是他作為批評家所實踐的，以批評的眼光所見出的自我指涉性。其二是他作為批評家提倡的文學創作的自我指涉性，集中體現於布萊希特和格里耶兩位作家的創作之中。這兩種自我指涉性吸引注意力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其共同特點是，「自我」指的不是文學的語言層面，而是超語言層的文學程式，這與雅各布森形成鮮明的對比。

和雅各布森一樣，巴特也是在對比之中突出文學的「自我指涉性」的。在巴特的理論中，這個觀點就是「二重性」（duplicity）：文學既是通往內容的手段，同時又作為自身而存在。這一思想最早出現在《寫作的零度》（1953）中，寫作是二重的：「我一邊向前走，一邊指著自己的面具。」（Barthes,1968：40）也就是說，既要看到寫作的內容，又要看到寫作本身。巴特用擬人的方式所表達的這一思想，詹姆遜作為闡釋者倒是說得更明白。在他看來，這種二重性是「巴特整個理論的基礎」，（Jameson：198）並分別在符號和文學整體兩個層面上闡發了這一思想：「符號既有某種意思又指向其作為符號的自身存在」；（Jameson：198）「每一部文學作品除了其自身特定的內容外，也說明整個文學的情況」。（Jameson:155）

不過在巴特看來，「二重」的地位並不相當。他提出這個區分，正是為了反對把文學看作通往內容的手段，而提倡「文學作為自身的存在」這一重。他說，寫作「其作用不再只是去交流或表達，而是強加上了某種語言之外的東西，它既是歷史，又是我們在歷史中采取的立場」。（Barthes,1968：1）為了強調這層意思，他不惜出以極端之辭：「寫作絕不是交流的工具。」（Barthes,1968：19）這一思想也可以在他的其他論述中見到，例如在《文學與元語言》（1959）中他就說，文學是「指向自身的面具」。（Barthes,1972：98）用的還是「面具」這個比喻，但明顯是在突出「自身」這一重。

「二重性」的思想表明了巴特對雅各布森的繼承。對此，霍克斯指出：「很明顯，巴特在某種程度上吸取了俄國形式學派的原則，特別是吸取了雅各布森對語言的『指稱』功能和『美學』功能所作的區分。」（Hawkes：91）雅各布森反對的是只有語言的指稱用法，只把語言當作通向所指的工具；巴特反對的是只把文學看作通往內容的手段。二者都要求將注意力轉向文學作為自身的存在，不同之處在於對前者而言「自身」是文學語言，後者是超語言層面的文學程式。

（原題：〈步朝霞·自我指涉性：從雅各布森到羅蘭·巴特〉；作者：步朝霞；單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外國語言系，北京100083；原文出處：中國《外國文學》2007 年 0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