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強調文學作為自身的存在，集中體現在他對現實主義寫作不透明性的揭露。一直以來，現實主義寫作被人們認定是對現實的透明再現，這種「形式的透明性」既是作者的追求，也是讀者的信念。作為創作的訴求，出現了以加繆為代表的所謂「中性寫作」（neutral writing），一種「對最終可能達到『天真』（innocence）狀態的寫作模式的追求」。（Barthes,1968：67）對這種以「天真」為目標的中性寫作，巴特（以加繆的《局外人》為例）說「沒有什麼比白色寫作⑩ 更不真實了」。（Barthes,1968：78）

資產階級將這種寫作標榜為「自然的」、「天真的」，「巴特將這種天真的假定看作是資產階級特有的墮落」。他認為：「現實主義寫作遠非中性，恰恰相反，其中充滿了最蔚為大觀的編造的跡象。」（Barthes,1968：67—8）而這正「暴露了資產階級最後的歷史野心，即急於把人類的全部經驗都納入自己對世界的特定看法之中，並把這標榜為『自然的』和『標凖的』」。對於讀者來說，「響應這種寫作就是接受那些價值，就是證實並進一步論證那種生活方式的本質」。因此，要想抵抗這種影響，就要揭露「天真」背後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而這正是文學批評的任務。這種批評活動後來被巴特稱為「去神秘化」（demystifying）。在此後的1957年出版的《神話學》（Mythologies）中，他進一步將這種意識形態的批判鋒芒擴展到大眾文化和日常生活的領域。正如霍克斯所評價的：「巴特的全部著作可以看作對『天真無邪』（innocent）這一假定的攻擊」。（Hawkes：86—8）

巴特將批評的目光指向文學本身，揭示了文學程式隱而不彰的意識形態含義，打破了寫作的自然的、天真的、透明的幻覺，讓我們批判地看待文學程式以及文學中所描繪的現實，這可以說是它更新意識的功能。巴特將這種去神秘化活動看作「一位知識分子采取政治行動的唯一有效方式」。（卡勒，1988：40）但是是否真的有效呢？對現實主義作品的意識形態揭露確有啟發作用，但是對當代文化的去神秘化卻未必。卡勒一針見血地指出，其結果不過是「使自己成為自己所攻擊的對象的同謀」。（卡勒，1988：38）

對雅各布森而言，「將注意力吸引到文學自身」是通過語言的特殊用法實現的，是文學作品本身對閱讀作出的一種規定，而在巴特這裡卻表現為一種批評的眼光。同樣是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此前人們看到的是它的內容，是透明的文學媒介，而巴特不僅把文學看成是反映外部世界的，而且更重要地看成指向自身的、指向其意義生成的機制。這樣便深入到了文學的不透明性及其意識形態根源。這是巴特批評活動的獨到之處。

巴特作為批評家，對同時代文學創作中所體現出來的自我指涉性非常贊賞，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戲劇家布萊希特和小說家羅伯特—格里耶。他們在創作中意識到了文學程式的存在，並通過運用不同的意義機制對其進行挑戰，從而對文學和與之相連的哲學基礎提出了質疑。卡勒說：「文學已經不再被人們看作是一個作家用自然的表達工具得出的表達形式：文學成了人們勝過約定的傳統的一種反意的創作方法。」（卡勒，1983：39）這非常適合這兩位作家。他們賴以傳達意義的手段，不再僅僅是語言的意義——所謂「自然的表達工具」，而是將超語言的文學程式作為一種能指，來傳達相應的意識形態所指。

（原題：〈步朝霞·自我指涉性：從雅各布森到羅蘭·巴特〉；作者：步朝霞；單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外國語言系，北京100083；原文出處：中國《外國文學》2007 年 0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