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般理論、一門科學或一門學說，今天的符號學漸趨成為「總體符號學」；此處的「總體」表明一種方向、一種趨勢、一項工程。因此，總體符號學是打開邊界的符號學。符號、傳達、解釋是生物專有的特權。憑借「總體性」或「全局性」方法走近符號學，對「符號的生命」的研究立刻與對「生命的符號」的關注聯系起來。符號過程源於生命最初的萌芽。而今天的符號科學幾乎完全局限於帶有人類本位主義、語言本位主義、語音本位主義、字母本位主義和種族本位主義偏見的、「研究社會生活內部的符號生命的科學」（索緒爾語）。

無論如何，「傳達」不是內部的內容外顯的外位化過程。按照這種理念，傳達好比一種電子任務，它由一個生命（電子任務發佈者）發出，發生於被視作起點的電子任務發佈者和另一個被視作終點的生命（接收者）之間，因此，傳達就發生於一個充當信息發佈者角色的生命與另一個充當信息接收者的生命之間。根據這一模式，由一種能夠傳達的生命，一種首先存在，然後傳達的生命，亦即，一種先於、獨立於其傳達行為而存在的生命。但恰恰相反，本書作者持有的觀點是，傳達就是生物特有的特征，就是存在的條件，就是生命的條件。

四卷本巨著《符號學：自然與文化的符號理論基礎指南》（Posner，Robering與Sebeok，1997—2004）的總體規劃無疑是直接表達當今符號學究竟是什麼：總體符號學、打開邊界的符號學、具有跨學科研究方法特征的符號學，它包容醫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數學、邏輯學、語法學、文體學、詩學、音樂學、美學、哲學等等。

總體符號學或生命符號學的研究對象是符號域。該術語來自尤里•M. 洛特曼（Lotman，1991），但西比奧克（「總體符號學」，1994a；現收錄於Sebeok，2001b）比洛特曼在更廣義的意義上理解符號域。洛特曼將「符號域」這個術語的指稱范圍局限於人類文化，並聲稱，在如此理解的符號域之外不會發生傳達（參見Lotman，1991：123—124）。相反，總體符號學認為符號過程與生命完全一致（在這一意義上，總體符號學就是「生命符號學」）；從總體符號學視角看，符號域等同於生物域——該術語是由弗拉基米爾•韋爾納茨基於1926年在俄語中發明的——因此，符號域便成了符號生物域。總體符號學昭示了符號網絡的擴展性和一致性，這個網絡包括洛特曼意義上的，由人類、人類文化、符號、象徵和人工制品等構成的符號域。但總體符號學強調這樣一個事實：該符號域是更寬泛得多的符號域（即符號生物域）的一部分，這是人類從未離開過的符號網絡，而且，就他們作為生物而言，永遠不會離開。

關於人類世界，符號學必須反思一下埃德蒙德•胡塞爾稱為已經給定、已經完成、已經構成、已經確定的世界的可能性條件。重點關注選擇性規劃的世界批評性分析需要這種反思。我們的觀點是，今天的符號學正在執行胡塞爾稱之為建構現象學的總任務。他在1948年出版的《經驗與判斷》中明確指出，建構現象學的目的是描述建構一個可能的世界的全部復雜運作。探尋世界如何建構指的是，研究一般世界的基本形式，而不是研究我們這個現實中實際存在的世界。這就意味著，我們不僅要從真實性、現實性和歷史性角度，而且要從潛在性和可能性角度去研究人類世界的建模結構與過程。這種研究的特殊性還表現在，它關涉種族特有的建構世界的方式。事實上，人類與其他動物不同，他能夠建構無數可能的世界。對於西比奧克來說，人類的世界建模工具可以稱作「語言」。這一能力是人類所特有的。實際上，與所有其他物種不同，唯有人類能夠建構無數真實或想象的、具體或虛幻的世界，而不僅僅是一個世界（參見Sebeok，1991a）。

(作者: [意] 佩特里利蘇珊·彼得里利, [意]奧古斯托·蓬齊奧; 原作名: Semiotics Unbounded：Inter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 譯者: 王永祥, 彭佳, 余紅兵; 出版社: 譯林出版社; 出版年: 2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