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2日，趙汀陽先生和法國著名人類學家阿蘭·樂比雄在北京大學的北大書店進行了一場跨文化的交流對談。他們所談離不開《一神論的影子》一書中的十封信的內容，他們又進一步地思考“文化之間什麼方面最有可能找到聚點”。

趙汀陽：我想先介紹我的老朋友，阿蘭·樂比雄先生。他是法國人類學家，歐洲跨文化研究院的主席，他大概在40年前開啟了一場跨文化的思想冒險，並與意大利作家、哲學家翁貝托·艾科創建了跨文化研究院，艾科是跨文化學術委員會主席，已經去世。我與阿蘭的結識是在上世紀的90年代末，由中國最好的人類學家王銘銘教授引薦的，他說，來認識個想法與眾不同的人吧。阿蘭提出的“互觀人類學”（reciprocal anthropology）這個理念當時就令我印象深刻，於是我們聊了很多，哲學、人類學、宗教、藝術，無所不談。我們成了好朋友，現在還共同寫了這本《一神論的影子》。

由於百餘年來持續學習西方，因此很容易以為已經了解了很多西方文化，至少比西方人了解中國文化要多，但這種想像並不太可信，我自己的經驗是，其實我們對西方的了解也並不深入。當我對西方文化知道得多了一些，就更加發現自己所了解的比應該了解的要少的多，我疑心並不真的了解西方深處的心思。學習是一種比較表層的了解，而深度理解則需要特殊的方法。

人類學通常被假定是對他者的觀察和研究，“互觀人類學”是一個升級版的人類學概念，它提出了各個文化相互深入理解的一種實踐方式，所謂“互觀方式”。按照我的理解，“互觀人類學”的要點是，讓觀察者同時也接受被觀察。這意味著文化的雙方都在觀察也都被觀察、在提問也在被提問，因此有望重新發現各自模式化的表面背後的秘密。在此實踐中，知識論上的權威退場了——用阿蘭的話說，這是對主體性的“懸擱”（epoche）。大家可能看出來了，這個“懸隔”的方法來自胡塞爾，當然胡塞爾的懸隔又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懷疑論。這里的要點是，胡塞爾的懸隔是對一切關於外在事物的知識命題存而不判，從而只留下內在自明的主體性，而阿蘭顛倒地使用胡塞爾的方法，反而把主體性變成需要被懸隔的對象，也就是對自己的主觀知識結構存而不論，去權威化，初始化。

這樣一種冒險使我們重新“被拋入”心靈的原初本真狀態，一種還沒有被各種或真或假的知識所限定的狀態，於是我們都重新成為初學者，在陌生化的互相識別中迷路而尋路。這也是一個回歸存在之初的機會，類似於海德格爾所想像的狀態，或者用歌德的說法，也是阿蘭所力薦的，回溯到“原初經驗”（Ur-experience）。我的想像是，在那里，我們將為自己的無知感到吃驚，於是我們將口吃難言——正如德勒茲所言，如果你是一個好的寫作者，你用起語言就會結結巴巴，不然你就是在復制別人的想法和表達，你的語言就是毫無意義的。

我還是請阿蘭來解讀一下他的關鍵概念。

阿蘭·樂比雄：我完全同意趙汀陽的說法。我會說到“互觀人類學”的概念。不過在此之前，我想先告訴大家，這本書起了一個這樣美的名字，“一神論的影子”，讓我感到十分意外，也感謝出版社贊同這個名字。不過，我確實感到很意外，在我的預期中完全不是這樣的名字，我曾經想過“一神與多神”之類的書名。“一神論的影子”是詩性的。我可以告訴大家，這本書也即將在法國出版，不乏其期待者。當我告訴法國的出版社說，中文版的名字是“一神論的影子”，他們同樣感到驚訝，他們說，這會有歧義呀。“shadow”這個詞富有詩意，在中國文化中可以指代雲啊、光影啊這些美麗的東西，但它也可以從另一方面解釋為“不是真正存在的東西”。所以這個題目也可以理解為：一神論“不再有了”、“已經過去了”，上帝不再存在了。“影子”還可以理解為“殘餘”，歷史的殘餘。我在書里也多次討論，我同意你的看法，“影子”可以理解為一神論的方法論或思維模式的殘餘。不過我認為，一神論本身，或者說那唯一的上帝，是不同於一神論的思維模式的。如我所說，“一神論的影子”可以理解為某種從過去殘留下來的東西，或者是某種懷舊的意思。（愛思想平台2019-07-09 翻譯整理：袁子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