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段偉文（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

1651年，霍布斯 (Thomas Hobbes) 在《利維坦》一書中大膽設想，人們可以構造各種人造生命。在他看來，一方面，生命只是肢體的一種運動，一切像鐘表一樣用發條和齒輪運行的「自動機械結構」也應該具有人造的生命；另一方面，人類社會自身也可以通過自我組織的體系獲得自發的生命和智慧，即人們可以按照有理性的人的樣子構造出「國民整體」或利維坦這一龐然大物，使人類社會成為擁有靈魂和智慧的整體，整合為一種新的生命形式。更為重要的是，他還證明了邏輯推理與數字計算的等價性，並宣稱「每一個推論都可以被計算」。

不論這是洞見還是魔咒，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互聯網、智能移動終端、社交媒體、大數據等數字技術和智能技術的發展，人們開始見證一種新的數碼利維坦的興起：各種數字網絡平台可以根據我們曾經留下的數據痕跡預測最有可能購買的東西、最想聽的音樂——人們的行為數據正在通過外在化保留而成為可計算的信號，進而運用強大的基於概率的算法和高速的運算挖掘，對其最大的可能性加以預測……問題是，這種基於控制論和通過計算執行推理和思考是可以信賴的嗎？認知主義的信息與智能技術的普遍應用是人類進化的必由之路嗎？我們正在經歷的越來越被技術死死搶得先機的數碼化生活是命中注定的嗎？

重新發現技術：哲學問題就是技術問題

差不多一百年前的1919年，達達藝術家豪斯曼（Raoul Hausmann）展出了他最為著名的作品「機械頭顱——我們的時代精神」。他在一個表情呆滯木質假人頭顱上粘接了一些機械物件，如標尺、打字機、懷表和照相機的零件等。他希望以此超現實主義的藝術組合暗示，人們像這個機械頭顱一樣，大腦內部已經變得空空如也，只能依賴於這些外在的東西來做決定，業已成為周遭各種測量和信息設備的奴隸。作為主題詞的「時代精神」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黑格爾的哲學，但這個作品可能更符合其思想繼承者兼批判者馬克思的觀念：人的「思想」是由那些與之聯結的物體所決定的。更深一層來看，這個沒有安裝眼睛的頭像裝置無疑解構了歐洲文明對肖像及其理智表征作用的迷戀，表達了人文主義對人類理智正遭受野蠻的外部力量滲透和統治的憂思。

「機械頭顱」寓言般地預示了技術作為一種外在的力量對人的認知和智能的框定。一個世紀以來，技術力量對人的智識和精神狀態的介入之深遠與急劇，令技術作為人與機器和社會的複雜糾纏的本來之義日漸綻現。自那時以來的一個世紀里，諸多哲學家對技術展開了各種深刻的思考：海德格爾對技術的追問、埃呂爾對技術社會的警示、法蘭克福學派對單向度社會和文化工業的批判以及鮑德里亞、德勒茲等後現代思想家對虛擬現實和控制社會的深思……這些思想固然不無深刻地揭示了技術時代 「非人的力量」大爆發，並且讓人們意識到人類文明正處在轉折點。但面對各種顛覆性科技的加速發展態勢，這些悲觀主義的立場越來越讓人無所適從，甚或愈益強烈地生出難以明狀的末世感和無助感。【該組筆談發表於2020年10月26日的《信睿周報》第36期。】

《利维坦》（英语：Leviathan），又译为《巨灵论》，全名为《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权力》（英语：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e and Power of a Common Wealth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