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大家不能仅仅做观众或听众，而要借助数字技术成为业余爱好者。数字技术被视为“毒药”，让人上瘾且无法集中注意力，导致所有人的美学经验被齐一化而产生“精神危机”。但是，电子媒体亦可帮助普通人进行艺术创作或表演，打破业余爱好者与职业艺术家的界限，比如用手机拍摄短视频、用单反相机完成摄影作品、用作曲软件谱曲等，艺术的“门槛”在数码时代不断降低。按照斯蒂格勒的说法，“它（技术）既是毒药也是解药”。

第四，艺术应重新政治化。斯蒂格勒认为，政治问题是美学问题，反之亦然。因为政治讨论需要他人的同情（sympathy），这样大家才能共同生活，相互支持，超越独立性和利益冲突。政治要在个体化中求得团结状态，意味着要寻找共同的美学基础，因为在一起也意味着一起感觉。斯蒂格勒认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爱”意指“政治共同体也是感觉共同体”。艺术聚焦人的感觉，因而美学与政治学是相通的。现在的问题是，感觉共同体完全被记忆术所控制，艺术世界不再讨论政治。在“艺术危机”中，艺术完全被非政治化，与政治和批判性脱节，只剩下技术性维度。因此，艺术政治化意味着对艺术异化的反抗。此外，关注艺术的哲学家也应和艺术家一道思考，相互鼓舞，一起参与政治行动。

最后，“艺术危机”意味着文化危机。在西方文明危机的大背景中应对艺术危机，要做到以下两点：第一，抵抗美国文化入侵。美国文化是艺术危机中的典型。斯蒂格勒主张欧洲国家应扶持自己的文化，与美式消费主义文化抗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在反对艺术的产业化，恢复艺术的高贵与“灵韵”（本雅明语）。第二，恢复经济与政治的联系。斯蒂格勒认为，以记忆术为基础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割裂了政治与经济的关联，是造成“象征的苦难”的根源。因此，他呼吁重建一种政治、经济、科学和技术等相互纠缠的新的工业模式，即“精神经济”（spiritual economy），以阻止“超工业”文化资本主义因失去限制而自我毁灭的趋势。

然而，“美学革命”究竟是否可行？不可否认，“美学革命”强调每个人发挥自己的精神力量，而不是把解放的希望寄托于“救世主”的降临。并且，它反对流血的暴力革命，主张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革命。但是，“美学革命”将个体精神力量抬得过高。个体是社会中的个体，反抗不能不包含对社会制度的改造，把解放的任务完全压在个人身上，是不现实的。并且，斯蒂格勒把艺术家和哲学家看得太高，赋予他们的任务太重。他们能领导社会应对资本主义的“艺术危机”和“文化危机”吗？更重要的是，“美学革命”带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味道，普通大众很难摆脱体制化的美学调节，更难完成创造性的个体化任务。此时，所谓美学“本能”的恢复容易沦为有关感官、色情和纵欲的虚无主义游戏。最后，“美学革命”将应对危机的挑战引向个体精神层面的升华和对自我意识组织的调节，否定了社会变革和制度重构的价值，容易滑入保守主义中。

艺术是社会中的艺术。如果一个社会病了，艺术也不能幸免。反之，治疗艺术的病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的整体健康。但是，过于强调艺术的力量，只能让艺术家背上过于沉重的“十字架”。当然，即便如此，艺术家也应更多地反思自己在技术时代的历史使命，尤其要警惕被消费主义和消费社会所利用。

注 释

[1] 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3. 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M].方尔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34.

[2] 20世纪初，美国工程师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提出一套将科学原理和方法运用于工厂管理中的理论，以提高企业劳动效率，后被称为科学管理思想，在欧美风行一时。

[3] 同[1]，105.

[4] 同[1]，1.

[5] 斯蒂格勒.反精神贫困的时代——后消费主义文化中的艺术与艺术教育[Z/OL].[2017-07-31].

（原題：技术如何解决“艺术危机”？——斯蒂格勒的“技-艺”反思；信睿周报《信睿周报》官方澎湃号2020-10-30；作者：文 / 刘永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