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堅信，當語言由於疏忽、擱置、缺乏尊重、淡忘，或被強令扼殺而死亡時，不僅她本人，而且所有的語言的使用者和創造者都負有責任。在她的國家里，孩子們將舌頭咬去，代之以子彈發出無語之聲，發出那完全失效並造成混亂的語言的聲音，那種語言是成人們在把握意義、提供咨詢指導或表達愛情時根本不用的。然而她知道，言語器官的自戕不僅僅是孩子們的選擇，在那些頭腦幼稚的國家首腦和商賈巨子們當中，也比比皆是，徒有空殼的語言不給他們留下任何訴諸其僅剩的人類本性的可能，因為他們只要對俯首聽命者說話，或只要強迫別人服從就行。

語言被系統地剝奪還可以從這樣一個傾向中看出。使用者為了威脅，為了使對方就範而往往放棄語言多層次的、復雜的、生發性的特性。壓製性的語言遠不止於再現暴力；它本身就是暴力；它遠不止於再現知識的界限；它本身就是知識的界限。無論是模棱兩可的官方語言，還是虛假的、沒有主心骨的媒體語言，無論是盛氣淩人卻又僵化不堪的學界語言，還是商品化的科學語言，無論是只言法律不談道德的莫予毒的語言，還是那種將種族主義的用心隱藏在文學修辭的背後、旨在使少數民族疏離的語言，都必須統統摒棄、改變和揭露。這種語言是吸吮人血的語言，給人傷口上抹鹽的語言，它將其法西斯的大皮靴藏在體面和愛國主義的飾殼背後，然後便毫不留情地踏向思想的不設防的腹地。性別歧視的語言，種族主義的語言，有神論者的語言——所有這些都是典型的附有控製和監督使命的語言，它們不允許，也不可能允許新的知識，它們也不會鼓勵思想的交流。

這位老婦也清醒地知道，凡是受雇於人的知識分子、貪得無厭的獨裁者、被人豢養的政客、蠱惑人心的煽動家，或冒牌的記者報人，沒有一個人會同意她的想法。現在和將來都會有煽動民眾的語言，不斷將他們武裝起來；讓他們在購物中心，在法院，在郵局，在操場，在臥室，在林蔭道上被屠殺，讓他們相互屠殺；作令人激動、充滿緬懷情思的語言，將無謂犧牲的傷感和汙穢遮掩起來。將有更多的外交辭令把強奸、刑罰和暗殺包裹起來。將有更多變著花樣的、充滿誘惑力的語言把女人們製服，按照他們自己說不出口的罪名，把她們的喉嚨碼齊，就像那一溜等待宰殺取肝的鵝一樣。將有更多以科研名目出現的監督性的語言，更多的政治性的語言，歷史性的語言，目的則是為了遏止千百萬人痛苦的呻吟；更多的具有迷惑性的語言，讓心懷不滿者，被人剝奪者向他們的鄰居發起攻擊；更多傲慢的、貌似經驗之談的語言，把充滿創造性的人們困鎖在自卑無望的囚籠中。

然而，在雄辯、魅力、學術氣的背後，激動人心也好，充滿誘惑也好，這種語言的核心仍是消沈懈怠，甚或可以說，一丁點活力也沒有——如果說那只小鳥已經死去了的話。

她不想讓這幫來訪的年輕人留下這樣的印象，以為語言非得勉強維持一點生氣。語言的活力，其實就在於為說它、寫它、讀它的人鮮明地刻畫出實際的、或是想象的卻又可能存在的生活。雖說它有時偏向於取代實際經驗，然而它又不能當作實際經驗的替代物。它向可能產生意義的地方傾斜。當一位美國總統將他的國家想象成一塊墓地時，他曾說過：“世界對於我們此時此刻說過些什麽將不太注意，也不會長久地記住，但它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在這里曾經做過些什麽。”這番話言詞簡單，卻含義雋永，令人振奮，因為它無意囊括這場內戰浩劫中死去60萬人這一事實。

他的這番話，無意樹碑立傳，亦鄙視作“終極之語”，即所謂精確的“歸納”，它承認了他們“極其有限地增減其意義的能力”，因此表達了一種對於所追悼生命不可挽回的哀思。正是這種哀思令她感動，使她認識到語言永遠無法與生命相提並論。而且不應該相提並論。語言永遠不能將奴隸製、種族滅絕的大屠殺和戰爭“說透”。而且也不應該有這樣的奢望。語言的力量，措詞的得體，僅在於指向那不可言說之意。

斟酌再三的詞語，有意的沈默，不受任何幹擾的語言等，無論粗獷還是婉約，無論深處求意，渲染誇張，還是拒絕認可，無論放聲大笑，還是無言的哭泣，它總是要向知識，而不是向知識的毀滅推進，可誰人不知文學因其散布疑問而遭禁，因其批判時政而遭貶，因風氣的輪轉而遭廢呢？而多少人一想到這自我糟踐的舌頭不就暴跳如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