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覺得，文字作品是崇高的，因為它具有再生性；它產生意義，使我們的差異，我們之所以為人的差異得以確定——使我們與任何其他的生命不同。

我們總是要死的。這也許就是生命的意義。但我們用語言。這也許就是衡量我們的生命的尺度。

(盛寧　譯)

【賞析】

莫里森的家庭是一個典型的藍領之家，父親是一家造船廠的電焊工，為了養家糊口曾經在17年內兼職三份工作。貧寒的家境使得莫里森從小便擁有對大眾的關懷，而日後讀書和南下的經歷，更加深了她對女性、對種族和權利問題的思考。她用文字和小說不斷探討的，正是掩蓋在紛繁復雜表象之下的種種不平等和矛盾。她用智慧的筆鋒為我們奉獻了一部部傑作。1993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她，她也成為獲此殊榮的第一位美國黑人女作家。這篇《剝奪的語言與語言的剝奪》正是作家在諾貝爾獎頒獎禮上的發言。

這篇文章討論的是語言問題。

20世紀的西方哲學發生了一次革命性的變化——轉向語言中心論。在語言論閃亮登場之前，本體論、認識論都曾經占據哲學講壇的中心地位。通過歷代哲學家對紛繁世界進行過抽象和規整之後，人們普遍相信，世界存在著四個維度： 人——語言——現象——本質。在這個圖示中我們看到，人與本質距離最遠，因此在哲學演進的過程中，本體論最先遭到淘汰；認識論的式微和衰亡在於人們逐漸明白，即便是現象也不是距離我們最近的東西，因為人和現象之間仍然橫亙著語言，並且，它們之間唯一的紐帶就是語言。語言存在的客觀事實摧毀了直接認識論。但是，由於語言在人類認知領域里獨一無二的地位，我們只好承認，雖然語言有時候會阻礙人類的認識，可現階段(或更長時間)，它都是我們認知世界的唯一方式。哲學家們相信，語言是人類存在的唯一寓所；他們更加相信，語言論是人類繼續追尋本質的唯一途徑(如果真的有本質存在的話)，也是唯一一條救贖之路。哲學家們認識到，對語言的操用，彰顯了一種權威。因為語言天然地與文字、與文明、與知識聯系在一起；而對知識的占有，正是一種最古老的權力範式。

莫里森洞察了這一點。

本文以寓言發端，場景首先設置在老嫗和青年們之間的差異上。他們之間的力量對比是失衡的，甚至毫無可比性。而最後這個失衡的秩序被打破和扭轉，其間的轉捩點便在於老嫗看到並一語道破了隱藏在青年背後的權力：“我不知道你手中的鳥是死是活，但我知道它在你的手中。”誠如作者所解釋的，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她的回答： 它(“鳥”亦即“語言”)究竟是死是活，由你決定；無論哪種情況都由你定奪。失明老嫗“將注意力從力量的體現轉移到了行使力量的方式上”，恰恰因為老嫗明白，掌握權力的人才能操控語言。那麽，在人與現象之間橫亙著的語言，就只能在各種操縱之下，或者僵死或者鮮活。顯而易見，在作者關於“老嫗——青年——鳥”的比喻當中，老婦人身上寄寓了作者個人對語言問題的憂慮。作者期冀更多人關註並且抵製各種對語言的媚化操控——因為這實在是對語言的一種褻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