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英雄史詩《格薩（斯）爾》、蒙古族史詩《江格爾》、柯爾克孜族史詩《瑪納斯》……不同民族在世代相承的口頭演述中創造了具有豐富藝術形態的有聲詩歌。欣賞之餘，如何通過書面轉寫呈現口頭藝術的詩性之美？在民俗學、人類學、文學等領域興起的「民族志詩學」流派提出了一整套進行口頭藝術文本謄寫和翻譯的觀點和方法，這不僅拓展了書寫文化自身的表現力，也為人們認識文化多樣性提供了新的視角。

再現口頭詩歌獨特藝術性

20世紀60年代，學界興起一股力圖糾正持有西方中心、書面傳統中心偏見的思潮，對於過去被視為原始、粗鄙之物的口頭詩歌，人們試圖重新發現其獨特的語言藝術性。「民族志詩學」正是這一思潮所催生的理論流派。

1970年，《黃金時代：民族誌詩學》的面世成為「民族志詩學」學派崛起的標誌。「『民族志詩學』既是一種詩歌運動，也是一種詩學實踐；既是一種學術研究，也是一種身體參與。在西方哲學人文學術出現『語言轉向』的大背景下，其興起既與『二戰』之後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先鋒派詩歌等運動相關，也與對抗學院派的西方經典作品翻譯和倡導平民化的行為藝術，尤其是有聲詩歌等活動有關。」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巴莫曲布嫫介紹到。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楊利慧告訴記者，民族志詩學的核心思想是要把文本置於其自身的文化語境中加以考察，並認為世界范圍內的每一特定文化都有各自獨特的詩歌，它們有著獨自的結構和美學上的特點。「它強調應該充分尊重和欣賞不同文化所獨有的詩歌特點。」

捕捉口頭藝術的「活形態」

民族志詩學最初在民俗學領域產生的影響尤為突出。楊利慧表示，在民族志詩學、口頭程式等理論的推動下，美國民俗學在方法和研究視角上都發生了巨大轉變。主要表現為：從對歷史民俗的關注轉向對當代民俗的關注；從對文本的研究轉向對語境的研究；從大范圍的、普遍性的研究轉向區域性的民族志研究；從對集體性的關注轉向對個人特別是有創造性的個人的關注；從對靜態的文本的關注轉向對動態的表演和交流過程的關注。

「民族志詩學研究的重點是口頭藝術話語的語言表達效果和結構銜接特征，以及轉寫和書面表達的方法。特別關注的是如何識別『詩行』、節律和其他反復出現的語言特征或風格學特征。」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副所長尹虎彬告訴記者。

那麼民族志詩學是通過怎樣的方法捕捉這些「活形態」因素的呢？尹虎彬介紹說，民族志詩學的踐行者把演述和文本當作實驗場。對於那些在手寫記錄時代被采錄、後來以散體出版的文本，他們進行了再度格式化和重新翻譯以反映詩的特性。就聲音錄制而言，一個民族志詩學的譜本不僅記錄詞語，而且以民族志詩學的記號闡述語詞，解讀沉默、聲響的變化，以及聲音的語調。

強調史詩的口頭傳統

作為「民族志詩學」主題研究的繼續，史詩學者約翰·邁爾斯·弗里在《怎樣解讀口頭詩歌》一書中，進一步號召對全球多樣化的口頭詩歌予以關注，並提升到一種新的層面來加以鑑賞。

民族志詩學確實使世界不同口頭傳統中的詩歌尤其是史詩回歸生活世界，並不斷被發現和認真聆聽。在長達40年的發展歷程中，民族志詩學活躍在學術前沿。「在國際國內的論壇、網站、期刊上，常能讀到用民族志詩學的理論和方法進行民間文學的記錄、分析的文章。」楊利慧介紹說。

致力於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翻譯的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教授馬克·本德爾在其《略論中國少數民族口頭文學的翻譯》中認為，中國很大一部分的「書面文學」可以被視作「口頭文學」。中國傳統古典詩歌的創作特點之一就是為了大聲吟誦，一些白話小說的寫作方式也與口頭講述的風格相似。由此可見，中國的口頭詩歌傳承有著驚人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近年來，將史詩作為口頭傳統而非「一部作品」來加以全面探究，正在成為中國史詩學學科建設的生長點。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朝戈金、巴莫曲布嫫、阿地里·居瑪吐爾地、斯欽巴圖、丹布爾加甫等學者在對我國少數民族口頭史詩的田野研究與文本迻譯中廣泛運用了民族志詩學的理論與方法，使一些面臨瀕危的口頭史詩得到了及時記錄和保存。(作者：記者張清俐；中國民俗學網 2015-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