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21世紀的國際化網民，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尚未意識到符號學不僅是網絡（互聯網）的先驅，同時也承擔著未曾預料卻義不容辭的責任——消除陳詞濫調，以及對抗高度關聯化世界所帶來的風險。

我所言的是哪一種符號學呢？

我很高興《詩性語言的革命》這本書被譯成中文，呈現在中國讀者面前。這些中國讀者也多被裹挾在郵箱、短信以及其它的社交網絡的浪潮之中，隨波逐流。他們成為全球化的居民，穿梭於不同的國家，甚至使用不同的語言。同時，他們還是符號帝國的主體，日日夜夜地發送推特或者點“贊”。事實上，身負重壓的、焦慮不安的、遊離的、被全球化的男人們和女人們迷失於時間與空間之中，而在這一時空之中，符號滲透進他們的身體、感知和思想，點燃了他們生活的欲念並幫助他們對抗死亡。大多數人使用這些社交工具僅僅是為了消費或者交換“信息”。

市場已經變為主導，而交流已替代靈魂。我並非想妖魔化這種高度關聯的網絡社會，它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信息的高速化、內存的無限化、人們相遇方式的多樣化徹底地顛覆了傳統的民主並促使其日漸成熟；另一方面，這種高度關聯的網絡社會同時也激發了貪欲，加快了牟利的速度，並帶來了與原教旨主義擴張相伴的野蠻行徑。這種符號肆無忌憚的循環以損害符號的生命感 (vie des signes) 為代價而得以呈現。還有多少人能意識到，符號並非簡單地指向人們所敲擊的鍵盤上的字母，而是擁有著身體、記憶和欲望，且是反抗的、複調的、詩性的甚至充滿愛意的呢？

我也同樣在網絡的烏托邦中自我麻醉。而在這烏托邦之中 ，我在思索，中國網民能否在語言淪為陳詞濫調的危機時代重新為其注入活力？我的這一探尋或許源於我曾經在巴黎大學學習了四年中文（當然，四年對於了解一門如此豐富的語言遠遠不夠），抑或源於我對中國詩歌、哲學和女性主義問題一直以來的迷戀。

中國的網民將這種符號的生命感銘記於心，他們有意無意地記住了老子和歐陽修的複調書寫（écriture polyphonique），歐陽修、蘇東坡、李清照、陸遊和辛棄疾詩歌中所呈現出的可感知的時間 (temps sensible)，以及古往今來許多其他的書寫方式。就其本身而論，這些中國網民都是符號學家，盡管他們自己並未察覺到這一點。

我對中國網民的這一想像與《詩性語言的革命》的主要內容以及這本書中所描繪的符號學是直接相關的。在寫作這本書時，我還是一個年輕的來自保加利亞的學生，剛拿著戴高樂政府的一筆獎學金到達法國。當時法國的戴高樂將軍已經預見性地將歐洲的影響從大西洋延伸至烏拉爾山脈，而蘇聯封鎖中的教條主義也開始瓦解。當時的我對世界的認識不再僅僅局限於階級鬥爭和生產關係之上，意識形態之路在我看來似乎變得愈發狹窄；與之相反的文學則成為一種復興欲望和理念的實驗場。伴隨著對俄國未來主義詩歌以及法國超現實主義詩歌的解讀，我更加確信，若我們無法改變語言以及源於語言的其他交流符號：圖像、音樂、姿態和行為，我們將無法改變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