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存在一種“話語”，它並不僅僅關乎於薄弱的語言學劃分和語言結構或者一個隱去的主體留下的隻言片語的記錄，相反，它與實踐中本質的因素息息相關，它以對抗和入侵、解構和建構的姿態囊括了無意識、主體性、社會關係總和。簡而言之，這種話語是一種生產性的暴力，它即是文學，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文本。即使是簡要地論述，文本的概念（後面將繼續討論）已經使得我們遠離了“話語”或者“藝術”領域。文本是一種可以與政治革命比肩的實踐活動：文本也可以將他者帶入到社會的事物引入到主體中。

如果說20世紀的歴史、政治初步驗證了一個人不能在他者缺席的情形之下自我改造，那麽在黑格爾的辯證法被顛覆（renversement）之後，特別是在弗洛伊德的革命性理論出現之後，這點最終被確認。盡管美學的神秘主義以及源自社會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壓抑，都試圖將文學實踐和政治實踐拆散，但我們所討論的文學實踐將從與其息息相關的政治實踐出發。我們將這種異質實踐稱為意義生成，一方面，生理衝動被社會所控制、引導和組織，而越過了社會體制的範圍；另一方面，當且僅當它進入語言學溝通和社會化交流規則中時，這種本能的機制便成為一種實踐，這一實踐也是對自然和社會的消極性、有限性和停滯狀態的改造。

羅納德•戴維•萊恩[③]、大衛-格拉漢姆·庫珀[④]與吉勒·德勒茲和菲力克斯·瓜塔里[⑤]類似，恰到好處地強調了無意識的解構和非表意構造。與作為交流的和規範性的意識形態相比，萊恩們的研究路徑是解放性的，並且在很大程度上，這類研究路徑激發了人類學和精神分析學的發展。但是我們不難發現，“精神分裂的浮動”的例子最為集中地出現在現代文學作品中，出現在一種波動可以借助語言實現流動的實踐中。這種“精神分裂的波動”通過調整和重置能指，從而得以在這項活動中踐行“欲望機器”的異質生成。

我們所說的意義生成，准確地說，是指無限的、無盡的生成過程，是驅力面向語言,在語言之中,並跨越語言的不停歇地運作過程；同時也是驅力面向交換系統及其主導者 (即主體和他所處的各種機制)，存在於這二者之中，並通過它們而不停運作的過程。這種異質的過程，既不是混亂的、無秩序的基礎，又不是精神分裂症的堡壘，而是一種結構化的和解構化的實踐，一條通往主體的局限和社會有限性的路徑。從而，當且僅當在這一時刻，享樂（jouissance）和革命得以存在。

[③]Ronald DavidLaing（1927-1989），1927年出生於英國拉斯哥，著名的精神學家，心理學家，一直致力於精神分裂症的研究，代表作《分裂的自我》（1960），《自我與他人》（1961），《理性與暴力》（1964），《健康、瘋狂和家庭》（1964）、《人際知覺》（1966），《經驗的政治》（1967）等。——中譯者注

[④]David Graham Coope（1931-1986）, 1931年出生在南非，著名的精神學家、心理學家，致力於“反精神病學”的研究，代表作為《理性與暴力：薩特哲學十年》（1964），與萊恩合著，《家庭的死亡》（1971）等。——中譯者注

[⑤]參見Gilles Deleuze et Felix Guattari, L’ Anti-œdipe, Éd. de Minuit, 1972.——原注克里斯蒂娃《詩性語言的革命》法文版書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