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真正的歷史驅力是什麼？若沒有這種歷史驅力所攜帶的歷史勢能，詩歌便無法真正實現其自身？追究起來，所謂詩歌的歷史驅力，是很難通過還原而再現的，它無法被準確客觀地計量，說起來倒是有種神秘的意味，仿佛有只看不見的手在推動歷史。浪漫派所推崇的創造力概念、波德萊爾的現代性說法、艾略特的傳統意識等均顯示出歷史驅力的強大推動。毋庸置疑，歷史驅力是詩歌自我革新的強勁動力。

從新詩史看，新詩的發展與自我更新也同樣是這種驅力的結果。但無論我們怎樣具體地追蹤這種驅力的構造與邏輯，都不能離開這一基本含義，即歷史驅力乃是試圖超越當下歷史的企圖。自浪漫主義詩歌以來，這種企圖表現為對現代世界的超越，這是我們所處身的歷史階段決定的，在這樣的歷史情境里·，語言對於革命的誘惑、對真實的激情與改造現實的渴望、對於救贖的幻想，對於藝術形而上學的執念就從未斷絕過，這也是現代世界對詩歌提出的基本要求。恰如哈姆雷特之警醒： 「時代脫了節，倒黴的我卻要負起重整乾坤的責任！」這一箴言恰如其分地彰顯出現代詩的歷史驅力。

具體說來，哈姆雷特的洞察和哀嘆首先在席勒的《審美教育書簡》之中，被作為一個詩學問題深刻而真實地表達出來，因而也正是在席勒那里·，現代詩以「感傷的詩」之名第一次獲得了真實的表達，即在現代世界，分裂的、不和諧的、脫節的自我試圖恢復只能在觀念中表達的統一和一致，第五封信和第六封信與盧梭對現代世界的批判是一致的，然而為了克服時代的分裂與脫節，為了將碎片的人與異化的階層拯救出來，實現充分的人，席勒借助康德走向了審美救贖之路， 「唯有在審美狀態中，我們才感到好像掙脫了時間，我們的人性才純潔而完整地表現出來，仿佛它還沒有由於外在力量的影響而受到任何損害。」⑨

審美被賦予了類似宗教的功能，正是通過審美，人才擺脫異化而走向自由，審美獨立地具有彌合分裂與對立的強大屬性，世界只有作為一個審美的世界才能恢復其完整的存在。審美的強大救贖功能，在叔本華的用來克服盲目意志的「優良意識」與尼采的「藝術形而上學」中獲得更為哲學化的表達，尼采將狄奧尼索斯與哈姆雷特相提並論， 「在這里·，在這種意志的高度危險中，藝術作為具有拯救和醫療作用的魔法師降臨了；唯有一事才能把那種對恐怖或荒謬的詞在生命的厭惡思想轉化為人們賴以生活下去的觀念。」⑩而成為20世紀現代主義詩歌「藝術自律」的堅固基石，沒有這種藝術自律，也就沒有現代藝術，這也就是我當年試圖討論的詩歌主權問題。

因而，在歷史驅力問題，我認為席勒的判斷至為重要，重建詩與歷史的關聯，以與時代相匹配的普遍性，這是現代詩歌從誕生之日起就不得不面對的歷史難題，語言的實驗與思想的創建同步而行，也就是自浪漫主義詩歌以來，語言的發明就必須擔負起歷史重建的重任，試圖通過語言的救贖功能完成對現代世界的救治，今天的詩歌似乎也無法逃出這個框架。

但是大體來說，歷史驅力主要體現為審美的、倫理的或政治的三種，也就是試圖連接藝術和生活的驅力，當下與未來之間的驅力，奴役與解放之間的驅力，現實的更疊、展開以及淤積所喚起的審美、倫理和政治訴求，也必然呼喚承擔起訴求的主體，一種普遍性的詩歌在這個意義上獲得真實的歷史形式。按照帕斯所說，詩歌對於歷史的構建，意味著重新啟動一種詩與生活的關聯，從而誕生一個新的美學的、政治的、倫理乃至信仰的主體，通過語言改變現實，這即是所謂的審美救贖之力。

無論是浪漫派還是現代主義都做到了這一點，同時也清晰地表明，詩與時代，詩與歷史的關聯，既是審美的，同時也是倫理、政治的，但在一首詩中，三者不能單獨而成立，如果詩歌不夠政治，那在審美方面也一定是不夠的，如果一首詩具有足夠的審美革新，毫無疑問必定喚起新的倫理、政治感知。因而，這里·所說的審美、倫理與政治都是在動詞的意義上使用的，這意味著並非是對某種審美、倫理或政治立場的維護，而是去審美、去倫理、去政治，去促成審美、倫理、政治的實現，將其視為一種創建的力量與解放的過程，它培育也召喚具有行動力的主體。

⑨席勒《審美教育書簡》，張玉能譯，見《席勒美學文集》， 人民出版社， 2011， 第273頁。

⑩尼采《悲劇的誕生》，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12，第60頁。

（本文作者：張偉棟；原題：朝向一種未來的詩學——基於當代詩歷史問題的準備性討論；原載：《詩刊》2022年3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