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秋天，我終於得到一個機會，在中國、美國、加拿大、意大利、印度、波蘭、法國等國家的學者面前發出呼籲，希望面對自然之死，發揚生態精神，在大力研究梭羅的同時，也關注一下中國詩人陶淵明。

陶淵明與梭羅，在時間上相隔一千五百年，在地域上分居東西兩個半球，在種族上還明顯地擁有「黃」、「白」兩種膚色，然而面對人類文明與自然的衝突，他們之間仍然擁有許多相同、相似之處：兩個人的詩文中都寫到「讀書」、「種豆」、「鋤草」、「采花」（采的雖然不一定都是菊花）、看雲彩、聽鳥叫， 梭羅在《瓦爾登湖》中甚至還講到「無弦琴」，即「宇宙七弦琴」，那是由森林上空的風「撥弄」松樹的枝葉發出的天籟。當然，這只是字面上的貼近。

往深處探討，梭羅與陶淵明還有更多相似的地方。

一、反對現行社會體制，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對「文明進步」的懷疑，與主流社會拒不合作。

在陶淵明，是「不為五鬥米折腰」，決絕地辭去政府中的職位，同時也就逃出主流社會的各種管製和約束，表現出自己的獨立意志。對於梭羅來說，他本來多才多藝，當過記者、教師、測量員，甚至在製造鉛筆上有專項發明，但他還是拒絕了一切公職，甚至拒絕了社會上認可的一切體面的工作，在民眾的眼裏幾乎成了康科德城內一個不務正業的浪蕩人。

他拒絕向政府交稅，抗議政府的蓄奴制度，還撰寫了題為《消極抵抗》的論文，為此坐牢也在所不惜。他的精神上的抵抗甚至還推及剛剛起步不久的美國工業社會的各個方面，如鐵路、銀行、郵政、報業等。

為此，梭羅曾被加上「反人類文明」的罪名。梭羅說，他熱愛的是田野中的「鮮花」，而時代文明塞給他的卻是工廠裏的「鋼錠」！1 陶淵明在自己的詩歌中坦言， 他本性是一隻自由飛翔的鳥兒，時代向他展示的卻是一隻「囚籠」。

1 《梭羅日記》第七卷，第 80 頁，轉引自【美】羅伯特·米爾德：《重塑梭羅》，東方出版社 2002 版，第 293 頁。


如果說某個時代的社會體制，總是一個時代人類文明的集中體現的話，陶淵明、梭羅的反體制傾向，無異包含著對時代文明的審視和批判。如果不是一邊倒地站在「體制」的立場上，他們二人對體制的抵觸與冒犯，不能說不具有相當的合理性。

二、退避山野，返身農耕，在自然中尋求生存的意義與生命的支撐。

陶淵明的退隱歸田、委運化遷，被認為深得中國古代哲學的精義與神韻，在中國文學史上已經成為為歷代詩人模仿效法的典範。憑心而論，身處工業時代上升時期美國社會的梭羅，要想掙脫時代大潮的裹挾，返身農耕與自然，比陶淵明的回歸田園更其為難！

然而，在 1845 年開春，28 歲的梭羅拎了一把借來的斧頭，毅然走進瓦爾登湖畔的森林，自己動手蓋房、開荒，開始了他自然主義詩學的實踐。他的口號一如陶淵明的「任自然」：讓生活像自然一樣常新，「跟大自然自己同樣簡單」，「同樣的純潔無瑕」，「如大自然一般自然地過一天吧」 。1

1 【美】梭羅《瓦爾登湖》，徐遲譯，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版，第 82 頁。第 90 頁。

（原題：詩人與自然之死；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自然在中國文學中的地位及其演替」(03bzw007)的中期成果。見《跨文化對話》26輯；生態文明專號；頁1至10；樂黛雲，(法)李比雄主編；ISBN/ISSN ：978-7-108-03429-8; 北京 三聯書店，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