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川先生还举了一个形象的案例，倘若你是在听乡下老太婆讲故事，你就会发现，她讲不上几句话，或者最多等到讲完一个故事时，一定会下一个结论：好心有好报，老天有眼，罪过，活该（看看那些新媒体爆款文，多像这没文化的老太婆）。与之相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说话时自行下结论的情况就比较少，他们更多的时候都是在陈述事实。

我的朋友六神磊磊写过一篇文章说，一个人的蠢，往往蠢在论据而不是论点。新媒体舆论场中，人们都急于盯着奔向那个结论，作者没有论证耐心急于奔向结论，读者无阅读耐心而急于看结论，迷恋那种“一拳击倒对方的论述”的粗暴节奏，这种恶性循环使我们的舆论场讨论停留于非常肤浅的层次。

对自身理性局限的怀疑

2017年我做了一件至今都觉得很疯狂的事，在媒体当了13年评论员后回到校园，到高校在职读博，老老实实当一个学生。很多朋友都不理解：你在传统媒体工作挺好，有自己的位置和专长，没有转型和求职压力，也在名牌大学兼着教职，不需要学历去给自己的身份镀金，这年龄了，为什么非要去读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写评论写了10多年，写着写着，怕把自己写空了。做媒体的，每天都面对着新鲜事新热点，在此起彼伏的热点中重复常识，这种节奏缺少一个恒定关注和厚重关怀，很容易在社会表层的喧嚣中变得油腻和肤浅。评论了这么多年，有很多困惑，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浅薄，想回到课堂系统地读一些书，静下来研究一些问题，做一点让自己有职业归属感的学问。

其实，七八年前那波“读博热”时我考过一次博士，也考上了，笔试面试都很顺利，母校新闻学院已经准备录取我。不过，很对不起导师，左思右想纠结一天，最终还是放弃了。现在想来，可能那时没想清楚到底为什么读，纯粹是赶时髦，弄个博士文凭装点身份，没有强烈的读书和研究冲动。

现在不需要文凭镀金了，倒想沉下心来做点儿学问。评论写作陷入了一种自我重复，很多时候失去了表达兴奋感，无法跳出那种固化的思维框架和盲区。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上了一学期课了。第一周，从新奇很快过渡到恐怖，特别不适应那种从业界跨到学界的思维转变过程——写论文跟写评论完全不一样，学界语态跟业界语态完全是两个世界，读文献跟平常读书不是一回事，站在台上讲课跟坐在台下听课自然感觉也不一样。所以，刚读了两周，心理就近乎崩溃，特别想退学。心想，自己干嘛受这罪啊，纯粹找虐啊。咬着牙坚持下来，两个月后就慢慢适应了，后来很享受“再过一次校园生活”的充实感觉，跟“90后”一起听讲课读文献做讨论，仿佛自己也“90后”了。

这个选择，可能也源于我内心一直有的那种自我警惕，心理学家说我们要警惕自己内心那“极权主义自我”，固执己见，看不到自己的盲区，傲慢自负。我知道自己的缺陷——知识缺陷、性格缺陷、思维缺陷，所以总想突破这种缺陷。突破的方式，就是不断跳出自己的舒服区和温暖区。说实话，我在媒体待着挺舒服的，写写评论，给学生讲讲课，到媒体单位做做讲座，挺受欢迎的。但越是舒服，我越是感到不安。不到40岁，就这么舒服，这辈子也就这样了。能看到退休后的生活状态，好无趣。圈子让人愚蠢，舒适区让人平庸，出于对舒服区和圈子的反抗，我努力向上跳了一下。

现在看来，这是近十年来我最满意的一次选择，进入一个陌生的新圈子，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看了很多书，开阔了视野，对一些社会问题有了新看法。过去看书很随意，可看可不看，没什么压力，看一本扔一本，像狗熊掰玉米，没有形成积累。这半年看的书，比过去10年加起来还多，而且比较系统，在文献阅读中打开了一幅知识地图，系统深入地研究一个问题。葛剑雄先生曾说，为求知而读，读书就要学会选择，为研究而读，穷尽阅读方可创新。

就把这拉拉杂杂的文字当成这本书的序吧。书中文字是这一两年文字的精选，《时评中国》受到那么多读者喜爱，让我有了继续出版下去的动力。虽然这些文章所依附的热点早成为云烟，但我写时也没过于依赖那些热点，而是想借那些现象和个案去烛见人性人心。其中文字，多不是为媒体所写，没有截稿压力，不必迎合立场，日子过得还行，也没有变现压力，是自媒体中“自由而无用”的写作。

想起《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中一个同行的自白，美国一个担任过新闻播报员的媒体人说：“每当我和主管经理或编委会成员讨论问题时，一直坚守一条底线：我不为你工作，你给我发工资，我非常高兴。但事实上我不为你工作，如果说到忠诚，我只忠于那些打开电视的人。”

对于我来说，我在公号里写的这些文字，甚至不是忠于那些关注我公号、点开文章阅读的人，我忠于的是我的内心。（《时评中国2：用静能量对抗狂热》，2020， 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