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很多评论都尝试让读者从这种二元对立的叙述中跳出来，倡导一种不被带节奏的独立怀疑，即使面对魔鬼，也不必一拳击倒。其一，对方是不是魔鬼；其二，即使是魔鬼，魔鬼也有发声的权利，也要有耐心听听魔鬼怎么说怎么想，听听魔鬼那一边的道理。

倒不是替魔鬼说话，而是觉得很多时候真相都并非“天使—魔鬼”那么简单，需要深入细节之中探寻复杂的因果逻辑和幽暗人性，探寻哪些关键事实被叙述者有意遮掩。高铁扒门女子确实违反规则了，但是不是就像网帖所曝“丈夫迟到就扒住高铁不让走”，是不是管理问题就可以忽略。索酬不成就摔死小狗的女子，确实不可饶恕，但是否就可以剥夺她的隐私权而肆意“人肉”。刘鑫的回避确实应受批判，但是否就如网帖所描述得那么冷血无耻。这些都需要在“对话”中还原事实场景，而不是一拳击倒对方。

新闻之所以常常反转，就在于人们过于迷信“魔鬼—天使”的二元对立叙述，一边倒地指向魔鬼，可人们渐渐会发现，魔鬼不完全是魔鬼，天使也不完全是天使。我并不是一个道德虚无主义者，也不是价值相对主义的信奉者，但我相信作家刀尔登那句话：“事不宜以是非论者，十之七八；人不可以善恶论者，十之八九。”

直接奔向结论的简单粗暴

有朋友善意地批评我：“读你的文章，总觉得不像很多‘网红’作者那么过瘾和解气，你好像特别舍不得下判断和结论，有时看半天不知道你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我是把这种批评当成一种“赞赏”的，我确实不太爱下结论，因为很多时候论据并不能支撑一个清晰的结论。评论员并不在新闻现场，并没有掌握所有的事实，不得不保持一种谨慎和克制，避免表现出一种既有事实所无法支撑而读者却热衷看到的果断和绝对。英国哲学家斯泰宾教授在《有效思维》中多次提到，“我们往往坚持一种信念超过我们所掌握的证据所允许的程度，还有，我们有时候拒绝接受一种有足够证据的意见。带感情色彩的词语可能不但是使听众，也使我们自己，看不见这样一个事实，即已经在论证之前就作了结论”。

斯泰宾特别强调了演讲者的责任：“演讲者应避免采取一种非常自信的姿态和腔调，要避免利用自己的风度和口才征服他的听众而并未用道理说服他们。”

我特别反感的一种评论是，从头到尾都是结论，却不给出支撑结论的论据；或者说，没说几句就忍不住下结论，总想把结论强塞给读者，而不尊重读者的判断。日裔美籍语言学家早川先生在《语言学的邀请》中淋漓尽致地批评了那种“爱下结论”的人，他说：“美国的杂志有低级和高级之分，在写给大众看的杂志里，极少会有作者依赖读者自己的能力让他们自动获得结论。为了不让读者费心劳神伤脑筋，作者们总是直接就替他们作出判断，越是低级的杂志，这种现象也就越明显。反之，高级杂志的趋向却是更多依赖读者自身进行思考。当事实看上去一目了然的时候，它们就不下判断，或者每下一个判断，必定会提供相当多的事实，以便读者若是愿意，完全可以自由地另下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