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捷克人，申請移民簽證，官員問：“你打算到哪里去？”

“哪兒都行。”

官員給了他一個地球儀：

“自己挑吧！”

他看了看，慢慢轉了轉，對官員道：“你還有沒有別的地球儀？”

-MlilanKundera

地形宛如展翅蝙蝠的捷克斯洛伐克，原來是東西黷武君主所覬覦的美妙走廊，走來走去就不走了，把走廊充作歷史實驗室，其昧無窮地細細試驗極權主義的大綱小節，一切顯得天長地久。

位處中歐，東北界波蘭，南鄰羅馬尼亞及奧匈二國，西北接壤德意志。地勢高爽，大洋性大陸性氣候兼而有之，雖無海口，易北、多瑙兩河交通暢洋，農、林、礦、牧的豐饒，皮革和玻璃工業源富技精，俊傑叠出的人文傳統，民情醇如醴風俗燦似花，啤酒泡沫潮湧……昆德拉頭也不回地背離這五萬五千平方英里的蝙蝠形故土——棄而不顧？唯其欲顧無術，毅然棄之，棄，才能顧，他算是棄而後顧吧，他。

放逐與流亡，想想只不過是一回事，再想想覺得是兩回事。移民，又是另一回事。人了別的國籍再回出生國，更是但丁、伏爾泰始料未及的現世輪回——“流亡作家”的命運大致如此：浪跡之初，抖擻勁寫，不久或稍久，與身俱來的“主見”、“印象”、“塊壘”、“浩然之氣”消耗殆盡，只落得不期然而然的“絕筆”。有的還白發飄蓬地歸了根。據說這是極權主義者心機奇深的一項策略，凡是無論如何馴制不了的異端，便索性讓他脫根而去，必將枯死異邦，或萎癟癟地咳嗽著回來……但事不盡然，本世紀上葉固多前述的慘例，下葉，卻不乏後例的雅範：天空海闊，志足神旺，舊閱歷得到了新印證，主體客體間的明視距離伸縮自若，層次的深化導發向度的擴展。這是一種帶根的流浪人。昆德拉帶根流浪，在法國已近十年，與其說他認法國為祖國，不如說他對任何地理上的歷史上的“國”都不具迂腐的情結。

昆德拉在法國不以為是異鄉人，稚氣盎然地認定捷克千載以來本是歐羅巴之一部分，這是自在的，那麽捷克的現狀豈非不自在了。所以他曾覺得在布拉格反而比在巴黎更有失根之感。此話總該由他說，說得兄弟們相視莫逆而笑。然後，他用捷克文寫小說，最熟悉的事物用最熟練的文字來表現。流亡作家以中年去國者為佳，昆德拉的經驗、想像全淵源於波希米亞、布拉格。

什麽是“布拉格精神”？有直接的或間接的詮釋嗎？

《城堡》.《好兵帥克》，諒必就意味著這種精神。

說是對於現實的“特別感覺”(出奇的敏銳吧)。

說是持“普通人”的觀點，站在F層，縱觀歷史(仰視的，倒過來的鳥瞰)。

說是“挑戰性的純樸”(如果作“純樸的挑戰性”呢，即原生的反彈力)。

又說所謂“布拉格精神”具有一種“善於刻畫荒謬事物”的才華(那是多麽可喜)。

又說還有一種“無限悲觀的幽默”(那就真是可欽可愛之極了)

這些，誰說的？米蘭-昆德拉，他幾乎是在說自己。

算來一百多年了，左，右，左派，右派，左而右之，右而左之，左中右傾，右中左傾……昆德拉說：“在極權主義里，沒有左右之分的。”

這是一則不妙而絕妙的常識。

大家可以基於此則常識而作讜論，無奈S形的環繞依舊不知窮盡，昆德拉這樣一句話，就顯得如蕾貫耳了。以“無限悲觀的幽默”來對待，那是昆德拉私人的選擇。所幸者“布拉格精神”非昆德拉之獨具，亦非布拉格之特產，任何時代的任何地域，都有少數被逼成的強者，不得不以思索和批判來營構生活。當一代文學終於周納為後世的歷史信讞，遲是遲了，鐘聲不斷，文學家免不了要擔當文學以外的見證。如果災難多得淹沒了文學，那麽文學便是“沈鐘”。授權主義最大的伎倆，最叵測而可測的居心是：制造無人堪作見證的歷史。上帝是坐觀者，也從不親自動手敲幾下鐘。文學家就此被逼而痛兼史學家，否則企待誰呢。

壓迫，會使文藝更嚴肅更富活力——這個羅曼蒂克的論點，促成許多俊彥犧牲到沒有什麽再可犧牲為止，相等於夢中死去。昆德拉知道暗里傳閱手稿的年代絕不會造成文化昌盛期。一九大六年坦克渡進布拉格，捷克文學全都查禁，聾.啞、盲，捷克只存在於地圖上，地球儀上，一塊蝙蝠型的斑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