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維柯提出的「真理即創造」(verum-factum)的原則，破天荒地為建立關於人和人類事務的科學奠定了信念基礎。為此，維柯必須向西方哲學的整個傳統提出挑戰。正如彼得·裏克曼所說的，「維柯感覺到，他不得不向其發起挑戰的哲學，其根子牢牢地紮於整個西方哲學傳統中。」（註：Peter Rickman,'Vico's First Principle and the Critique of Historical Reason',in Giorgio Tagliacozzo ed.,Vico:Past and Present,Atlantic Highlands,N.J.:Hurnanities Press,1981,Vol.I,p.208.）

根據這種傳統，永恒不變的東西才是真實的，而變化的現象則不具有真實性。這種哲學傳統起源於巴門尼德和柏拉圖，因為巴門尼德的「存在」和柏拉圖的「理念」都是永恒不變的形而上學本質；笛卡兒哲學是這個傳統的認識論變種，因為在他看來真理都是普遍有效的和先驗的東西。也許出於策略上的考慮，維柯把自己的主要火力指向笛卡兒的認識論。

這種認識論是由16～17世紀自然科學的發展所推動的。笛卡兒的哲學以幾何學為典範，其基本命題是「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 sum)。這樣，真理的標準就成了清楚、明晰的思想自身，憑借心靈和思考，人不僅能夠確證自我的存在，而且可以確證和認識一切外在事物，獲得關於世界的永恒有效和不容懷疑的知識。由於人類事務極其變化多端，達不到清晰明白的條件，因此，嚴格說來，關於人和人類事務的學問無法達到科學的層次。

然而，維柯發展出來的學說改變了西方傳統哲學和認識論的方向。以往哲學追求永恒不變的抽象真理，而維柯的科學是以可變化性為前提的，因為不可變的東西是人們無法創造的。維柯認為，人們只能認識自己所創造的東西；由此出發，我們只能對我們自己的所作所為進行科學的認識。

在維柯看來，數學和物理學都不是真正的科學，數學的對象是虛構的，而物理學的研究對象並不是人類創造的。他指出，「當人向外探索自然事物時，最終都會認識到：實現這個目標是不可能的，因為他未包含在組成事物存在的成分之中，而且這是他自己思想的必然界限，原因在於所有的自然事物都存在於他自身之外。」（註：Leon Pompa ed.& trans.,Vico Selected Writings,Cambrid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54.）

人只能滿足於自己在實驗室裏，才能得到的關於自然的粗糙而模糊的知識，在試驗的操作中人近似於創造者。所以，嚴格說來，對自然界的真正科學的認識或許應當留給創造自然界的上帝。但是，對於人來說，民族世界和人類事物卻是可以科學地加以認識的，因為「這個包括所有各民族的人類世界確實是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維柯把這個原理視為新科學的「第一條無可爭辯的大原則」（註：維柯：《新科學》，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573頁。）。

在西方思想發展史上，維柯「真理即創造」的原則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價值。首先，維柯的觀點是近代「實踐」理論的濫觴之一。根據維柯的觀點，人類事務是人類創造性活動的產物，人類通過自己的創造性活動，把作為客體的人性世界和生活世界從彼岸納入到此岸。

這種思想不僅影響了黑格爾，而且也給馬克思留下了深刻印象。馬克思很欣賞維柯「人類歷史是人類自己創造的」觀點。他在《資本論》第1卷一個很長的腳註中指出：「達爾文注意到自然工藝史，即注意到在動植物的生活中，作為生產工具的動植物器官是怎樣形成的。社會人的生產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個特殊社會組織的物質基礎的形成史，難道不值得同樣注重嗎？

而且，這樣一部歷史不是更容易寫出來嗎？因為，如維柯所說的那樣，人類史同自然史的區別在於，人類史是我們自己創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們自己創造的。工藝學會揭示出人對自然的能動關係，人的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以及人的社會生活條件和由此產生的精神觀念的直接生產過程。」（註：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9～410頁，註89。）

維柯理論的深刻性就在於，它將人類的創造性活動看成是人類認識活動和理解活動的基礎。正如馬科奎爾指出的：「維柯不把歷史認識放在人的自我意識中，而是放在他的生產性活動中」（註：Rudolf A.Makkreel,'Vico and Some Kantian Reflections on Historical Judgment',in Giorgio Tagliacozzo ed.,Vico:Past and Present,Atlantic Highlands,N.J.:Humanities Press,1981,Vol.Ⅱ,P.208.），這樣一來，我們就能夠消除人類自我認識的主觀任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