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對對象化問題的態度。在西方文明中，由於個體最終被生產為一種徹底脫離了詩性智慧的理性主體，所以理性中心之外的所有存在，也都被充分地對象化成理性的對象，成為與理性只有抽象的聯系，而缺乏生命有機關係的僵死世界。

只有割斷自然與個體的所有生命關係，才能夠不擇手段、不帶任何感情色彩地將對象占有、私有化。

這就發展出西方文明那種冷酷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技術性精神—實踐方式。中國文明則與此相反，由於主體化的不發達，所以不僅主體不能充分成為主體，對象也不能充分地發展為對象本身。這就是中國文明一直把生命的價值內涵賦予宇宙萬物的根源。儒家講「宇宙內事，是己份內事」，道家講「天地與我為一」，詩人講「萬象為賓客」都以此為原型。任何關於自然變化的事件都與人類相關，也都必然要影響到人類的生存狀況。盡管由於在文明進程中必然要發生主體化活動，即必須從自然界或對象世界中獲取食物資源，人類才能生存下去。

但問題在於，一旦選擇了西方文明那種冷酷無情的對象化方式，必然要以犧牲人與世界之間全部的原始生態和諧為代價，其最終結果也必然是由於對大地母親的惡性損耗而使人類走向終結。在個體化充分完成的西方理性智慧中，由於從不存在這種情感上的困惑和制約，所以對象世界也就只能被它糟蹋得體無完膚。

而對中國詩性智慧來說，情況則有根本的不同，由於征服、改造對象，就是征服、改造生命本身，所以為了保持生命本身的自由，也就首先必須給宇宙萬物以自由。因而與野蠻地征服自然的西方文明不同，中國文明首先要做的是征服自身，即放棄那種由主體化而來的對象化企圖，以此來盡量減少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對立。（註：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請參閱拙著《中國詩性文化》第72頁到76頁。由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由此可知，只有在這種非主體與非對象化的詩性智慧中，才在邏輯上隱含著生態美學誕生的真正可能。而以主體化和對象化為基本特征的理性智慧，無論它怎樣改造自身，由於主體化必然要割裂人與自身的內在有機聯系，由於對象化必然要割裂人與世界的外在有機聯系，所以最終只能展開一種「走向死亡的存在」。

只有一方面以非主體化方式平息了個體生命的內在衝突，另一方面又以非對象化方式減緩了人與自然的衝突矛盾，在邏輯上才最有可能成為生態美學的思想資源。而由於在文明時代中所有的理性智慧在深層結構上都是一致的，因而就可以說，惟有詩性智慧那種特殊的活動節制，才是原始的生態係統惟一的精神衛士。（註：關於中國詩性智慧與西方理性智慧的比較研究，可參閱拙文《我對中國文化的新闡釋——關於〈中國詩性文化〉的若干說明》，見《泰山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

還需要指出的一點是，由於理性智慧已經成為全球化的主流意識形態，因而詩性智慧在現代復活無疑是十分艱難的。對於西方民族來說，由於以死亡哲學為最深層的自我意識，因而那種物我渾然一體的詩性智慧經驗，對於西方人來說早就成了一個可怕的夢魘。即使像對理性智慧深揭猛批的海德格爾等現代哲學家，最多也只能把他們天才的直觀還原到主體的死亡。這是因為理性主體只有首先走向死亡，才能與積怨甚深的自然獲得真正的和解。但這卻並不意味著它就是中國美學唾手可得之物。

盡管在中國傳統的詩性智慧中，由於理性思維結構的未生成，由於人與自然在根底上從未真正破裂過，中國美學研究最有希望承擔起生態美學的職責。但由於所受西方主流美學話語的深重影響，當代中國美學同樣與詩性智慧已經沒有了什麽有機的聯系。尤其是那些打著「生存」、「生命」等旗號的後實踐美學諸家，由於所借鑒的思想資源基本上屬於以死亡哲學為基礎的西方現代哲學，它們在邏輯上就不可能走出理性智慧的圈套，這也是它們只能大講死亡、悲劇、焦慮等其他各種現代性心理經驗的原因。因而，僅僅從它們借鑒的西方理論資源看，就不可能完成詩性智慧的現代復活。（愛思想 2015-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