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國上古文明則直承了詩性智慧的生命精神，它的兩大特征則是非主體化與非對象化。一方面，它通過天人合一這種詩性智慧否定了物我二元論，使人與世界的鬥爭關係轉化為一種和諧的秩序；另一方面，又通過宗法倫理這種詩性倫理學否定了個體對生命的私有權，從而限定了個體主體性結構的極端化發育可能。因此我把它稱為以「生命」為最高理念的生命倫理學。由此可知，一種智慧屬於生命還是屬於死亡的問題，主要是根據它們對主體化與對象化的價值態度密切相關。

對此還可以對中國詩性智慧與西方理性智慧進行兩點更深入的比較。

首先，在對主體化問題的態度上，兩者顯示出根本性的不同。在西方思想史上，從開始有了哲學，也就首先產生了對死亡的哲學思考。不僅對死亡的沈思在古希臘被看作是人類擺脫童年時代的標誌，直到海德格爾仍然認為只有通過冥思死亡才能獲得人的「此在」。

正如在先秦諸子中隨處可見的是關於生命智慧的話語一樣，在古希臘哲學中俯拾即是的則主要是關於死亡的沈思。如蘇格拉底的人生結束語：「分手的時候到了，我去死，你們去活，誰的去路好，惟有神知道。」又如柏拉圖的名言：「哲學是死亡的訓練」等。

古希臘人之所以能對令人恐懼的死神抱以如此冷靜和不動聲色的回應方式，主要應根源於其日神精神對個體化的肯定，以及由此而在主體化過程中所凝聚起來的理性精神，「過理性生活」，不受情感困擾，在古希臘是被當作一個成人（即完成了個體化）的崇高美德。所以蘇格拉底認為「怕死」出於「不智」；伊壁鳩魯認為死對於生者與死者都是不相干的；塞涅卡則把生死憂慮看作是卑怯、骯髒的東西。愛比克泰德有句名言是「可懼怕的事情不是死亡，而是對死亡的恐懼」。

著名的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則指出，人無論如何都應該「滿意地離開」。究其實質，即西方人在使生命日益主體化、理性化的進程中，克服了死亡所帶來的畏懼與焦慮，從此走上了與原始文化及其詩性智慧完全不同的「向死而在」之路。根源於原始時代的永生信仰的中國詩性智慧與此迥然不同，當青銅時代死亡意識逐漸覺醒時，它所采取的態度就是把死亡意識，連同必然要產生它的私有制生產方式一同加以拒絕。

從當時人類經驗角度看，它只能是對詩性智慧的回歸。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先秦時代經常出現的樂園主題，如《山海經》中講的「不死民」，「不死之國」，「不死山」，「不死樹」，「不死草」，「不死泉」，韓非子講的「南土不死之藥」，屈原所謂的「不死之舊鄉」。這種生命精神表現於人類自身的生產上，即是對主體化的拒絕，因為主體化必然要在生命內部產生一個與生命本身相對立的、異己的理性本體。

這一理性本體由於按照其內在規定就是建立在對感性生命的壓抑之上，就必然要導致個體內在的二元分裂、靈肉對立與生死選擇。要從根本上抗拒死亡意識，就必須從個體內部拒絕主體化生成方式。因之，與古希臘文明高揚理性本體，在與死亡的對峙及蔑視中回應挑戰截然不同，中國文明則是以否定主體化、取消生命內部在文明時代逐漸展開的二元對立來回答的。（愛思想 2015-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