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我提出的新二元論美學方法論[1]，生態美學首先遇到的也是這個語境問題。具體說來，對生態美學諸關鍵詞的解讀，至少也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語境或分析技術，一種是詩性智慧中的「生」、「生命」、「生態」，如《周易》中講的「大地之大德曰生」；《中庸》中講的「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在剔除了其上的倫理學闡釋之後，我把它解讀為一種讓人成為人、讓萬物成為萬物，即讓世界成為世界本身的審美澄明方式。

另一種則是理性智慧語境中極端狹隘的「人『生』」或「主體性存在」，一方面，它把主體日益封閉起來成為與宇宙萬物喪失了所有有機聯系的理性主體，另一方面，對象世界在理性智慧的編碼機制中也喪失了萬物之間全部的自然聯系，成為一種完全根據人類利益而機械組裝起來的「屬人的世界」或「人化自然」。

然而，由於以犧牲人與自然的全部自然生態聯系為前提，所以這種理性智慧語境中關於「生」、「生命」與「生態」的釋義，本質上只能是一種「向死而在」或者「雖生猶死」。這也就是我一直強調的，只有在詩性智慧中才有生命本體內涵，而理性智慧的深層語法結構是一種死亡哲學的根源。在區分了理性智慧與詩性智慧兩種語境之後，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就是，生態美學只能是詩性智慧的現代復活，而不可能從作為文明時代主流意識形態的理性智慧中獲得任何思想資源。而關鍵問題在於如何從邏輯分析中澄明這一點「先見之明」。 

我是從人類智慧發生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的。理性智慧起源於軸心時代（公元前8世紀—前2世紀）個體死亡意識的覺醒。在漫長的史前時代中，人類是沒有死亡觀念的，憑借著以「永生信仰」為本體內涵的詩性智慧，他們一直過著「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不知悅生，不知惡死」的和諧生活。

根據我對人類早期文明的精神發生學考察，有兩重重要的變化，徹底結束了這寧靜的自然之夢。首先是第四紀冰川以及大洪水時代對原始食物資源的巨大破壞，正是在食物再分配過程中導致了人類與自然界的分離；二是青銅時代原始公有制的瓦解以及軸心期私有制的成熟，它加劇了人類社會內部食物分配的激烈競爭，從而促發了人類個體精神生命的覺醒。這種精神覺醒的動力就是個體死亡意識，它徹底割斷了人與自然、個體與群體混沌不分的天然紐帶，同時它還是人與自身最大的分裂與對立，這對於擁有永生信仰的原始思維無疑是毀滅性的打擊。它使個體在生死焦慮中內在地凝結為一個不同於自然的自我意識結構。

這個以死亡意識為核心的意識結構，也就是理性智慧最初的胚胎。正是在對這一挑戰的回應中，人類共通的詩性智慧開始發生變異，並在早期民族中分別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文明精神結構。這其中以中西文明最具特色，古希臘哲學作為理性智慧誕生的搖籃，它的兩大特征是個體的主體化與世界的對象化。在肯定個體化的日神精神照耀下，古希臘人完全背棄了詩性智慧的永生信仰，徹底割裂了人與宇宙原始的有機聯系。由於充分的主體化，理性智慧的道德律令也就替代了古老的自然法典，成為人類最高的主宰；而與這個過程同時發生的，也就是使世界充分地對象化，成為與人類相敵對的、只有利害關係的冷冰冰的無機世界。這也是我把理性智慧的深層結構稱為死亡哲學的原因。（愛思想 2015-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