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到會的許多學者，特別是以華南師范大學韓湖初教授為代表的專家們提交會議的不少論文中提出了很多說服力很強的學術見解。第一，秦統一中國推行郡縣制，動員了大批軍隊和移民南下直奔嶺南西部的百越地區，同時為了保證糧運還開鑿了湘桂之間的靈渠，不僅溝通了長江水系和西江水系，而且也為中原地區通達嶺南乃至北部灣沿海地區開辟了一條動脈，於是大大促進了嶺南西部地區、特別是以合浦為中心的入海三角洲地區的經濟開發。第二，合浦居江河匯集出海之地，區位特別重要，北通長江和黃河流域，南出大海可達南洋、西亞和東非。這里是自然條件優越的富饒三角洲，盛產各種農作物和珍珠，經濟基礎好，人口密集，自然而然逐步成為主要海港。第三，合浦附近至今還保留的巨大漢墓群，不僅數量大而且已出土了名目繁多、價值珍貴的隨葬品，包括很多從海外進口的瑪瑙和水晶飾物以及玻璃制品、外國貨幣等等，足以證明早在西漢初期合浦已是一個中外商貨畢集、繁華富庶的國際商港，也就是遠航南洋、南亞、西亞、東非的最早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

西漢初期的中國社會安定，生產發展，商貿活動頻繁，而海路的發現更擴大了海外貿易，當時北自渤海、黃海，南至東海、南海都有海船航行。在武帝時原本由西安經西域去大秦的陸上絲綢之路一度受到大月氏和安息的阻礙，中國和大秦之間的商貨要依靠印度海船進行倒載轉運。為突破陸上阻礙起見，武帝曾七次率眾到沿海進行巡視，最後決定派員帶大量絲綢和陶瓷、黃金等商品，從合浦和雷州半島徐聞搭船經暹羅灣(今泰國灣)、繞馬來西亞到印度東海岸進行貿易。初步打通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東段。此後到東漢桓帝年間(公元164年)，羅馬大秦王安敦為了突破安息的長期分離，遣使由羅馬搭船循地中海到達埃及亞歷山大港，由陸上經埃及北部到紅海邊的邁奧霍穆港，再搭船經印度和錫蘭的中介港抵達交趾的日南，和東漢建立了聯系，從此中國和歐洲國家開始直接交往，不斷有大秦人到中國訪問和經商。同時裝載絲綢、布匹、陶瓷、谷種的中國商船亦經印度洋而直抵紅海，與北非和大秦通商，終於接通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西段。

當海上絲綢之路由合浦向西延伸到紅海時，向東亦逐漸經由徐聞、陽江(現已開始在海陵島建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廣州，更向北延伸到泉州、明州(今寧波)、蘇州、揚州等港。到漢末三國時代，曹魏在北方與朝鮮、日本有海上交往，孫吳在南方曾遣使訪問夷洲(臺灣)、林邑(越南)、扶南(柬埔寨)和南洋群島。造船中心在北方分散在山東半島渤海沿岸，在南方集中在蘇州、紹興、番禺等處。1955年在廣州東漢墓曾出土陶制船模，上配備有舵、錨、帆等助航工具，1976年又在廣州發掘出大規模造船廠遺址。由於造船和航海技術水平的逐步提高，海船船體越來越大，開辟了一條以廣州為新起點的直通印度和阿拉伯海的新航路，於是與西亞各國有了更多的交往。

此後東晉和南朝各代僅據有東南半壁江山，格外重視航海與西方國家貿易。高僧法顯由陸上經西域去印度求經，公元411年即由海路經錫蘭、蘇門答臘乘風漂流，未靠廣州，而於次年直抵山東嶗山登陸返國。隋代煬帝曾遣使從廣州出發，由海路出訪臺灣、琉球、越南和馬來半島。唐代國勢強盛，重視海外貿易，在北方由登州(蓬萊)和萊州港和高麗、新羅、日本保持聯系，在南方由揚州、明州、泉州、廣州諸港出發溝通海南島、越南、蘇門答臘、錫蘭、印發、波斯灣和東非，在廣州設市舶使，專門管理海上交通與貿易。在主要海港都建有造船廠，所造海船船體大、容量廣，西亞阿拉伯商人都搭中國海船來華貿易。(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地理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