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是農耕文化傳承的故園。鄉村文化是中華民族文明史的主體，村莊是中華民族文明的載體。在高科技迅猛發展的今天， 傳統農耕文化正遭遇斷崖式沈沒。隨著人們認識的深化，對傳統農耕文化的保護呼聲漸高，重視程度漸深，但在具體保護與傳承的過程中更多關注的是其表象，如傳統的生產生活用具、工藝品、木雕、戲曲、刺繡等等的收集、整理，這些都是我們迫切需要做好的工作，但更為重要的是對傳統文化中思想理念、思維方式以及制度建設的傳承。

例如，「天時、地利、人和」是中國農民經過長期實踐總結出來的農業哲學思想，它是中國農民對人類文明做出的巨大貢獻，被國外學者稱之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類文明的黃金定律」。遵循自然規律是中國農業得以萬年傳承、生生不息的根本，中國農民想問題、辦事情從來都按照這一思維方式謹言慎行，不越雷池。這些思想的精華、思維的邏輯，應成為我們鄉村建設必須繼承和發揚的核心。歷經成百上千年積澱，一些切實可行、長盛不衰的鄉里制度，耕讀傳家的家風、家訓、家教等優秀傳統文化，都有著極大的現實意義和歷史價值，需要我們收集、整理、傳承、活化。總之，傳承農耕文化不可只重表象，丟棄本質；只重形式，失去精髓。 

七是緩解社會壓力的後園。民諺云「小亂避城，大亂避鄉」。這是因為鄉村可以長期與外界隔絕， 自我形成一個封閉的內循環系統， 一代人甚至幾代人都能夠在那里繁衍生息。陶淵明筆下「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桃花源便是明證。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間，一些人便搬離城市，到鄉間別墅居住躲避疫情。人類正面臨諸多難以預測的移動性背景，當突發性新型災難降臨時，人口密集的城市沒有退路，鄉村的救助疏解功能顯而易見。從更宏觀的層面看，人與勞動的關係根據時代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特點，農業文明時期，是「人與無償勞動的抗爭」，工業文明時期是「人與無益勞動的抗爭」，計劃經濟時期是「人與無效勞動的抗爭」，人類正進入人工智能時代， 將出現「人與無處勞動的抗爭」。以色列學者赫拉利預測，未來世界是「1%的神人和99%的閑人」 組成。

如何解決「無處勞動」的矛盾？重要途徑之一就是發揮鄉村的人口「蓄水池」和內循環作用，讓赫拉利筆下的「閑人」到鄉村去尋找生活的意義、價值和樂趣，使鄉村成為緩解社會壓力的後園。在大力推進城鎮化進程中，有一種聲音認為要「終結村莊」，這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論調。有研究表明，中國的城鎮化率上限為70%左右，意味著未來將有幾億人仍然生活在鄉村，目前世界人口超過一億的國家也只有13個。只要人類還需要吃飯，就必須有農業，有農業就必須有農民有農村， 面對一個14億張口的龐大群體， 吃飯永遠是頭等大事。中國的村莊不會消失，因此，不可盲目終結村莊。城與鄉就像一對夫妻，各有功能，誰也不能取代誰。

八是民間矛盾調處的諧園。中國農民聚族而居，世代沿襲，形成村落。經過漫長的歷史積澱，社會關係相對穩定。大規模撤村並居， 一旦打破這種穩定與平衡，就會產生新的社會矛盾，鄉村就會面臨更多新的挑戰。中國鄉村的治理，歷來依靠的是正規制度和非正規制度共同作用形成的合力，被稱之為「第三領域」。自古以來，遇到兵荒馬亂，王朝更替，只要某地有一位德高望重者利用這種力量鼎力維護，就能穩住一方，偏安一隅，待到新的王朝建立，便又馬上和新生力量對接。城里人發生矛盾，靠的就是利用正規制度打官司，鄉村如果單靠正規制度解決問題，恐怕一村設一個法庭， 天天開庭都解決不完。鄉村調處矛盾絕大多數靠的就是一些德高望重者出面調停，上升到法律層面的十分有限。他們可以說是國與家、上與下、官與民、公與私的對接樞紐，是鄉村各種矛盾的緩沖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