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詩人在面對現實時，是妥協迎合還是抗爭批判，是一種生存的姿態。這種生存姿態決定著他詩的視角和品質。記得多年前《詩刊》以“遠去的帆影”為題征請詩人寫“同題詩”，其中有寫得很優美的，但是唯獨牛漢的那首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原因在於，他的視角是迥異於一般人的。他在詩題下寫了“這個美妙的命題，是立在岸上的人擬的”，明確地揭示出不同的觀察視角和“在場者”身份的不同，是怎樣決定著詩的內涵和品質的。被人們口耳相傳的“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成為一種悠遠遼闊的詩境而凝定成畫面，有多少人會想到這兩句詩也許還包涵著李白無盡的人生感慨呢。牛漢同樣在感嘆這一美妙的命題時，提醒著人們：

我是一葉帆

滿是補丁的粗麻布帆

我只能在波峰浪谷中掙扎

命運沒有給過我安詳的藍天和平靜的海面

颶風糾集霹靂，閃電和暴雨

撕裂著焚燒著我單薄的布帆

我這遠遠的帆影姿態翩翩/我多麽飄逸多麽神秘魅人，但是他們何嘗體味到“帆”的“痛楚地叫喊”和“悲壯地歌唱”呢？牛漢以其切身的經歷和內心的體驗寫下的這些詩句，讓人們領悟到旁觀者的閑情逸致同“在場者”的倍受煎熬具有何等不同的人生體驗。

從某種程度上說，詩人就是人群中的“異類”。他的眼中所見到的和心靈中體悟到的現實事物，不是其表象而是其潛在的內核。城市的高樓大廈和五光十色，在詩人筆下會成為水泥森林的壓抑和人心詭異的圖景。這並不證明詩人就是與現代化的生活為敵，而是他從中徹悟到一種人性受到壓抑和扭曲的悲愴。詩人的內心世界應當是經常處於不安的狀態之中的。詩性的產生其實就是詩人內心世界同外部事物產生矛盾、碰撞、擠壓之後的產物。當一個詩人的內心完全處於平靜狀態時，詩也就同時遠離而去了。古人所謂的“哀莫大於心死”，今人將它改為“哀莫大於心不死”，其實都是反映了詩人內心的困擾。死或不死，都是詩人的內心受到現實的撞擊之後產生的心態。心一旦真的“死”了，哪裏還有什麽“哀”或“不哀”呢？

關注上世紀末迄今的中國詩壇的人，一定會註意到它從沈寂到喧鬧的轉變過程。這一轉變其實意味深長：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詩的觀念及其存在方式。曾經被認為是“文學中的文學”的詩，不再是少數文學精英的特權；曾經以抒情為主要特色的詩則經常被斥責為“濫情”和“矯情”；在“平民化”、“口語化”的旗幟下，大量的通俗化乃至庸俗化的詩得以冠冕堂皇地登壇入群。用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形容是再恰當不過的了。在這種鋪天蓋地撲面而來的詩潮洶湧的狀態下，詩與非詩並存的現象將會長期存在。如何從沙中淘金，區別魚龍，顯然是一切關注中國詩壇的人們必須作出的抉擇。

詩性何物？這也許是一個永遠難以理清而無法作出明確回答的問題。但是可以肯定地說，它必須是詩人的個體生命中那些從內心和靈魂深處中引爆的感情火花和刻骨銘心的痛徹思考。失卻了這一根本的立足點，我們將無法感知詩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