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自由詩是“無體之體”，就是強調其無限的可能性，也就是基於詩性感受的無限可能性以及它會尋求新的形式表現要求。有許多經典名篇，如果從“形式”的角度看，根本就是不可重復的，但它們的詩性表現和表達，卻會給後人帶來啟迪性的激勵。其實，在詩歌寫作中，對形式模仿是相對容易的，而要在詩性的表現上有所創新的建樹是相當困難的。

作為一種精神的追求和探索，寫詩或出於感情的波瀾，內心的寄托，或基於對社會現實的慨嘆，對現象的深沈思考。但是不管是何種動因，均不能背離詩的本性。所以詩性是判斷一首詩成敗得失的根本標準。存在於我們一般詩作中的弊端，不外乎淺薄的濫情和理勝於情的偏執。

究其原因，淺薄的濫情大抵基於一種浪漫色彩的渲染，對生活現象和生命存在的感受和感知，還處在浮光掠影的狀態，對現象和事物賦予了過多的主觀理想和期待。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固然有詩人主觀上的因素，更重要的或許在於某些意識形態的引導。其實無論是濫情還是理勝於情，都不是詩性的本質。詩性從根本上說是詩人自身內心的一種品質或品格，它應該是不為外在因素所左右的，所以有的詩人能夠從對大自然的心靈溝通中獲得啟迪，而另一些詩人則會在生命歷程中更多地“悟道”。還有一些專註於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和鞭策的憤世嫉俗者。無論何者，只要是“詩寫”，就必須是“詩性的”而非別的什麽。

我們的先賢把詩的表現方式概括為“賦、比、興”，其前提應該是對詩性的表現。離開了詩性，這些表現方式都可以轉化成庸俗的文字遊戲。蘇軾的一首眾所周知的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它其實說透了一種人生存在的多視角及其悖論。詩人的生存狀態還是它們的集中體現。因為詩人心靈的敏感度所致，對一種生存處境的“當下性”常常會引發對“過去時”和“未來時”的聯想，並因之而激起詩性的生發。試舉兩首古詩為例——

去年今日此門中，

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

——《題都城南莊》崔護

君問歸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剪西窗燭,

卻話巴山夜雨時。

——《夜雨寄內》李商隱

這兩首詩都是在“當下”的場景中表現出對過去的回顧和對未來的前瞻的。然而傳達的卻都是一種對人生變化無常的心靈體驗和世態滄桑之感。這個事實似乎說明，人從感性到理性的升華過程，註意過程的感性因素者是詩性的表現，而直奔結論而去的則為邏輯的思維。詩人如果要保持和維系其詩性的品質和品格，是不可忽略感性的意象和事物的。

命運感是詩人在生存感受中最直接觸及的生命感受，所以古今中外的大詩人都無不涉及這種對命運感的抒寫。我在此文開始提及的屈原和艾青的詩句，也是促使我寫此文的誘因。因為時下許多以復製“原生態”的生活現象為時髦而致詩性缺失的傾向，正在有意無意地引導著人們向低俗化的生活態度看齊。果真如此，詩還有存在的必要嗎？我想，詩人如果以筆觸涉及平庸低俗的生活現象，他一定應該是基於痛心疾首而非泰然自若。不可否認，生活中存在著鋪天蓋地的平庸低俗的日常現象，但詩人的存在不是為了與之同化而是從中掙扎而出。從這個意義上，我主張詩人應該追求精神的貴族化而非庸眾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