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文化資本是社會學的核心概念之一。本文梳理了文化資本理論的內在邏輯，指出文化資本在發揮作用的過程中通過對標主流文化，對慣習進行了兩次轉化。之後，從文化資本的形成和轉化兩個方面，分主題討論了一系列未盡的議題。就文化資本的形成而言，本文分析了文化資本形成的制度環境異質性、文化再生產與文化流動之間的區分、文化資本脫離主流文化而存在的可能性以及文化資本與人力資本之間的勾連和分野。就文化資本的轉化而言，本文討論了在這一轉化過程中，文化資本優勢的相對性和絕對性、與個體相關的其他個體文化資本的介入、文化資本存量和轉化率之間的區分以及文化資本轉化對象的多樣化。最後，結合中國社會的現實，本文討論了形成中的文化資本發揮作用的社會環境、遏制文化再生產的制度設計以及以全教育過程為切入點來分析文化資本社會影響的必要性。

教育不平等是社會學研究者長期關注的議題之一(Tyler，2012)。在解釋家庭背景優勢如何轉化為子女的教育優勢時，文化資本概念常被視為一種形塑教育再生產的中介因素(Bourdieu & Passeron，1990)。與傳統的以物質資源為導向的解釋理路不同，文化資本將研究者的關注點轉向那些與習慣、行動傾向和品位相關的文化因素。基於對法國社會的實證研究，布迪厄和合作者展示了這些文化因素如何強有力地勾連了家庭背景與子女的學業成就，從而提供了一個迥異於物質資源導向的解釋框架。自布迪厄之後，圍繞文化資本形成了大量的社會學經驗研究，其中不乏基於中國轉型期生活經驗的探索(Wu，2008)。

然而，隨著文化資本理論的廣泛使用，文化資本的內涵逐漸發生變化。不同學者基於自身的研究情境對文化資本的定義進行了修正和拓展(Buchmann，2002；Lareau，2011)。這使得文化資本作為一個社會學意義上具有經驗價值的概念開始逐漸變得“大而無當”。一時間，似乎很多和個人學業相關的因素(如學習能力、教養模式等)都可以被劃入文化資本之列。此外，將文化資本定位為一種促進文化再生產的中介因素，使得相關的經驗研究過程日漸模式化，即基於特定的調查資料，考察家庭背景因素如何培養文化資本，以及文化資本進而如何影響個人的學業成就。這一模式化的分析雖然在不同的國家存在一定的異質性，但相關研究成果的價值似乎更多的是在積累不同社會環境下的經驗模式(De Graaf，1986；DiMaggio，1982；Jeager，2011；Jeager & Breen，2016；Katsillis & Rubinson，1990；Marteleto & Andrade，2014；Sullivan，2001；Xu & Hampden-Thompson，2011)。相比而言，此類經驗研究對文化資本理論的推進作用有限。

在此背景下，本文對文化資本理論的分析邏輯進行辨析，以此呈現文化資本在教育不平等過程中的作用機制。進一步，針對這一作用機制的不同階段，本文圍繞文化資本的形成與轉化討論了一系列仍需進一步研究的議題。這些議題超越了傳統的模式化的分析策略和經驗事實的積累，轉而強調文化資本分析框架的理論發展。最後，本文針對理解轉型期中國社會的教育公平問題，討論了文化資本理論在中國社會的應用與拓展。

二、文化資本理論的分析進路：慣習的兩次轉化

文化資本通常被定義為那些可以用於區隔他人的文化信號(Lamont & Lareau，1988)。這種信號的呈現形式可以多種多樣。按照布迪厄的分類，文化資本既可以是針對某一特定文化活動的參與和熟悉程度，也可以是對於某種文化資源的接觸與獲取，甚至可以是制度化的文化憑證(Bourdieu，1977)。但無論是哪種具體的存在形態，按照社會學者安妮特·拉魯(Annette Lareau)和艾里奧特·魏寧格(Elliot Weininger)的分析，文化資本的核心特征在於其能夠將特定的評價標準置於整個教育系統之中(Lareau & Weininger，2003)。正是因為這種評價標準的“壟斷性”，具有特定文化資本的個體才能夠在教育系統中“如魚得水”，將其文化特征轉化為某種具有現實教育收益的“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