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魯和魏寧格的分析比較貼切地反映了布迪厄的本意。順著這一思路，理解文化資本的關鍵或許並不在於文化資本“是”什麽，而在於文化資本能“做”什麽。那麽，這裏的問題就變成，為什麽文化資本可以將某些評價標準變得具有“壟斷性”呢？答案的關鍵就在於社會的主流文化以及與之相伴隨的合法性(legitimacy)。從主流文化的角度來看文化資本，可以發現，文化資本促成文化再生產的關鍵在於其將特定的慣習與主流文化進行了捏合，從而促成了慣習的兩次轉化。這一分析進路參見圖 1。

                                                          圖1 文化資本理論的分析邏輯 爱思想網摘图

具體而言，慣習的第一次轉化賦予了慣習以某種文化的色彩，從而使其具備了後續發揮文化資本作用的基礎。這裏分析的出發點在於，不同的家庭背景會產生不同的慣習。正如布迪厄在《區隔》一書中所呈現的那樣，不同階層的個體在生活習慣上有著不同的特點(Bourdieu，1984)。但是，這種多樣性本身從自身屬性上來看並沒有高下之分。換句話說，階層差異帶來的慣習差異本是一個自然的多樣化現象。但是，當某些慣習開始與主流文化相結合的時候，特定的慣習就會被抽離出來，形成某種所謂的高雅文化(high culture)，而不具有這些慣習特征的文化則被貼上了低俗文化的標簽。這就是慣習的第一次轉化。這個轉化的核心特點在於對多樣化的慣習進行了高下判斷。而這種分組之所以能夠實現，就在於將慣習置於主流文化的尺度之下。那些與主流文化一致的慣習獲取了更高的文化位階。可以說，通過主流文化對慣習的分組，慣習開始被賦予文化的含義，而這種文化含義又是體現在與主流文化的親疏遠近之上的。通過這種轉化，一種作為自然狀態的慣習開始具有了成為文化資本的可能性，文化資本概念中的“文化”得以體現出來。

慣習的第二次轉化則強調了文化資本的“變現”。此時，被定位為高端文化的慣習開始在教育系統中受到重視。那些具有特定慣習的學生更加熟悉學校的“遊戲規則”，也更加善於利用這些規則來獲取特定的學業成就。學校的老師更加“偏愛”那些具有特定慣習的學生，與他們的溝通更加順暢，在進行學業水平評定的時候也更加傾向於給這些學生更高的分數。在這樣一個文化資本向學業水平轉化的過程中，我們再一次看到了主流文化的影子。無論是學生還是老師，他們在學校中對於具有文化資本屬性的特定慣習的重視常被視為“理所當然”。甚至那些不具備文化資本的學生也認為文化資本欠缺是一個天然的缺陷，從而會自我否定並停止學業(Lamont & Lareau，1988)。這種“理所當然”的背後，仍然是慣習和主流文化的結合，從而讓特定的慣習具有了人人認可的合法性。本質上，這就是布迪厄所謂的“符號暴力”的一種體現(Weininger，2005)。

綜合上述討論，我們可以將文化資本理論總結為一個公式：

文化資本=慣習+主流文化

基於這一公式，由家庭社會背景所形成的各種各樣的慣習通過主流文化這一尺度進行了高下判別，從而被賦予了文化的含義。而這些慣習在教育系統中再一次通過和主流文化相結合，獲得了一種被普遍接納的合法性。此時，特定的慣習可以轉化為現實的學業成就，從而被賦予某種資本的含義。至此，文化再生產得以完成。家庭的社會階層優勢以一種大家都能夠接納的方式傳遞到了子代。

通過上述的理論辨析，不難發現，對應於慣習的兩次轉化，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拓展文化資本理論：一方面在於文化資本的形成，另一方面則在於文化資本的轉化。針對這兩個方面，均有一系列議題值得進一步挖掘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