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晉什麽時候開始有人居住，這點已經很難考究。然而，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既有的資料，推敲200年前的情景。

1839年，英人詹姆士布洛克及其隊伍初次抵達古晉時，他們也觀察到古晉除了有馬來甘榜，也有20多個華人。與此同時，河邊有一座古廟，更可以確定有華人在這裏活動。雖然沒有明言是哪座“古廟”，史家一般推測指的是大伯公廟，這或許也是有關大伯公廟最早的一筆文字記錄，至於其真實的創廟年份至今還是一個謎。

古晉老巴剎1839年的風景畫像。Source: Kuching in pictures, 1840s-1960s by Ho Ah Chon

到了1848年，聖公會的麥陀鵝主教等人初次抵達古晉，其夫人海莉特（Harriette McDougall）詳細記錄著那段見聞，她指出當時的古晉“有華人和印度人的市集各一，規模都很小”。

華人來到古晉

海莉特抵達時，砂拉越已經在布洛克政權的統治下，時間上也是華人下南洋的高峰期。華人從中國到新加坡，再從新加坡得知新建立的砂拉越白人拉者政權正當勵精圖治，於是紛紛越過南中國海，來到古晉尋找機會。

我們可以很準確的判斷，海莉特指的華人市集，即後來的“老巴剎”，而印度人市集，則是稍晚發展成由甘蜜街、印度街等組成的“新巴剎”。

這個時候，砂拉越河上下遊形成兩個華人市集——下遊是古晉的華人市集，上遊是石隆門客家礦工掌控的市集。布洛克政權初期與上遊的華人勢力，尚能和睦共處，到了1850年代則開始惡化，最終在1857年暴發著名的華工事件，死傷數千人。

上下遊的華人勢力

古晉的華人和石隆門的華人，在歷史上是否有所來往？史料有限，我們無法看到詳細的記錄，但古晉華商普遍上與拉者的關系較為密切，因此相信拉者和石隆門華人的關系，牽動著兩地華人的關系。

華社的史料上有兩筆比較明確的記錄，非關貿易，但值得提一提。

1856年，古晉壽山亭福德祠大伯公廟重建落成，石隆門華工特地乘船下來，到廟裏進香，向大伯公道賀；另一件有關一位叫阿四妹的女子，不堪被丈夫施以暴力，而愛上另一位年輕華工，雙雙離開石隆門私奔到古晉。

無論如何，華工事件暴發，古晉的華人與石隆門的華工劃清界限，當拉者在石隆門屠殺礦工時，並未波及古晉華人。此後，拉者政府盡管對華人長時間有所戒備，但還是必須依賴華人的勤力和經商頭腦，這才促成了華人大批進入砂拉越，成為砂拉越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量。

第二代白人拉者查爾斯布洛克曾經不止一次公開認可華人的貢獻，1883年時就指出：“要是沒有華人，我們什麽也不能做”。

1864年的古晉老巴剎。Source: Kuching in pictures, 1840s-1960s by Ho Ah Chon

老巴剎vs新巴剎

Pasar是馬來人對市集的叫法，華人南來後入鄉隨俗，因此有了“巴剎”一詞。古晉的百年老街區，有“老巴剎”和“新巴剎”之分，兩個巴剎剛好以舊法庭建築群作為分界。

最初的巴剎以靠河的海唇街起頭，帶動後街小巷的形成，估計在1860年代以前出現。到了1880年代，拉者查爾斯布洛克開發舊法庭另一邊，原本是印裔穆斯林與爪哇人的聚落，甘蜜街、印度街等隨即出現，菜市場也搬遷到甘蜜街的河邊。

為便於區分，當時人們將這個新區稱為“新巴剎”，而海唇街這一帶自然就是“老巴剎”。 

1920年的古晉老巴剎。Source: Kuching in pictures, 1840s-1960s by Ho Ah Chon

1952年的古晉老巴剎。Source: Kuching in pictures, 1840s-1960s by Ho Ah Ch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