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靜《不可再現物的再現——洪希耶論美學之倫理轉向》(2)

二、後現代崇高與不可再現物

“不可再現物”是利奧塔崇高美學的邏輯起點,來自於他對康德崇高美學的解讀。對康德而言,崇高顯示出感性和知性之間穩定關係的瓦解,在崇高情感中,想像力無力抵達理性整體。不過,想像力的這種不可抵達性卻將人們從審美帶向了道德領域,從而喚起了實踐理性的立法自治。可見,康德崇高理念的核心並不是一種藝術理念,而是主體在理念和感知力之間的失衡,這使崇高從美學遊戲領域遷移到了理性理念和實踐自由的領域,也是從審美對象到審美主體的遷移。當然,利奧塔也注意到了這種轉化,“崇高只不過是美學領域中倫理的犧牲前兆”(利奧塔151)。但就利奧塔為先鋒派藝術賦予的任務(見證不可再現物)而言,崇高領域中想像力的失敗被轉化成藝術表現領域內形式和質料的緊張關係了:形式不能統禦質料,相對於形式,質料有絕對的優先權。如他所言:“崇高之後的藝術悖論是,藝術轉向了一種不轉向精神的物,無論精神喜歡物還是討厭物,都對精神絕無所求。在崇高之後,人們處於意願之後。我對材料這個名詞的理解是物。物不等待人們給它定命,它什麽也不等待,它不求助於精神。[……]它是一種不能呈現於精神的呈現,它總在擺脫精神的控制,它不向對話和辯證法開放”(利奧塔156)。

不可再現物與感性質料具備天生的親緣性,質料的他性使其歸屬於物質性本身,從而也生成了純粹的差異,利奧塔卻出人意表地用非物(immaterial)來指稱呼這種不可化約的差異。非物質的物質性(immaterial materiality),這是從象征主義到未來主義藝術觀念中一直延續的重大議題,其核心是非物質的能量,一種無中生有的給予性(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91)。當利奧塔采納這個術語時,他主要針對康德的“形式”範疇,他以“非物”挑戰了康德美學中形式轉化和統攝質料的功能,並將物質事件的轉化遞交給物本身的能量發生。這使得非物之物成為一種源初的發生事件,但這種事件並不經常發生,因為它必須以精神和思維權力的中斷為代價。利奧塔頗具感染力地描繪:“會有一種受到再現折磨的精神狀態,一種沒有知性的精神狀態,具有這種精神狀態為的不是使材料成為可見的,可構想的,可給予的,可掌握的,而是為了有某物。因為這種沒有積極精神在場的呈現永遠只是某種感覺狀況、某種感覺中樞、某種感受力中的音色、音調和色調……”(利奧塔155)。這不僅標明了物的獨一性,更重要的是強調了物的力量:抵抗精神以及再現的暴力。在利奧塔的修辭中,這種不可再現物還是精神恐怖的見證,原初災難的起源,倫理犧牲,不能被同化的差異,永不止歇的抵抗等,而施行再現暴力的則是理性、精神、思維等主體能力。

利奧塔在“aistheton(可感)這個詞語中獲得了不可再現物的最佳代言,這種氣若遊絲的可感物,無力且被動,卻是美學體驗的決定性因素,“主體,被可感力量所繳械,那是影響赤裸靈魂的感覺力量,最終遭遇到他者的力量,其終極相位是無人得見的上帝之臉”(The Aesthetic Unconscious 49)。由於對“可感”的絕對忠實,利奧塔描繪的美學體驗總是一種壓抑的精神,被壓抑在感知和他者律法之下,只能以“震驚”(shock)方式被感知。這顯示了思維和精神對感性震驚的依賴和屈從,是精神對他者的無限債務。“精神力求擺脫作為材料的詞語,最終擺脫簡單的材料。所幸的是,這種擺脫沒有任何成功的運氣。人們不能擺脫物,它總是被忘記,但它是不可忘記的”(利奧塔157)。對物及其不可再現性的強調是利奧塔崇高美學的一個重要特征,物拒絕任何形式化,形式化是對物之純粹性的打破,物與精神處於博弈的兩極。在古典的和諧理性中,精神是賦予物次序的一種光芒,但在理性主體遭遇解構的時代,精神則成了背棄物之物性的暴君與忘恩之徒。(饒靜《不可再現物的再現——洪希耶論美學之倫理轉向》2016/02/26中國社會科學網 / 作者簡介:饒靜,講師,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文藝學專業。主要從事文藝理論與西方美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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