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十六歲到安國縣(原先叫祁州)學徒,是招贅在本村的一位姓吳的山西人介紹去的。這家店鋪的字號叫永吉昌,東家是安國縣北段村張姓。 

店鋪在城裏石牌坊南。門前有一棵空心的老槐樹。前院是櫃房,後院是作坊——榨油和軋棉花。

 

我從十二歲到安國上學,就常常吃住在這裏。每天掌燈以後,父親坐在櫃房的太師椅上,看著學徒們打算盤。管賬的先生唸著賬本,人們跟著打,十來個算盤同時響,那聲音是很整齊很清脆的。打了一通,學徒們報了結數,先生把數字記下來,說:去了。人們掃清算盤,又聚精會神地聽著。 

在這個時候,父親總是坐在遠離燈光的角落裏,默默地抽著旱煙。 

我後來聽說,父親也是先熬到先生這一席位,唸了十幾年賬本,然後才當上了掌櫃的。

 

夜晚,父親睡在庫房。那是放錢的地方,我很少進去,偶爾從撩起的門簾縫望進去,裏面是很暗的。父親就在這個地方,睡了二十幾年,我是跟學徒們睡在一起的。

 

父親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以後離開這家店鋪的,那時兵荒馬亂,東家也換了年輕一代人,不願再經營這種傳統的老式的買賣,要改營百貨。父親守舊,意見不合,等於是被辭退了。 

父親在那裏,整整工作了四十年。每年回一次家,過一個正月十五。先是步行,後來騎驢,再後來是由叔父用牛車接送。我小的時候,常同父親坐這個牛車。父親很禮貌,總是在出城以後才上車,路過每個村莊,總是先下來,和街上的人打招呼,人們都稱他為孫掌櫃。 

父親好寫字。那時學生意,一是練字,一是練算盤。學徒三年,一般的字就寫得很可以了。人家都說父親的字寫得好,連母親也這樣說。他到天津做買賣時,買了一些舊字帖和破對聯,拿回家來叫我臨摹,父親也很愛字畫,也有一些收藏,都是很平常的作品。

 

抗戰勝利後,我回到家裏,看到父親的身體很衰弱。這些年鬧日本,父親帶著一家人,東逃西奔,飯食也跟不上。父親在店鋪中吃慣了,在家過日子,捨不得吃些好的,進入老年,身體就不行了。見我回來了,父親很高興。有一天晚上,一家人坐在炕上閑話,我絮絮叨叨地說我在外面受了多少苦,擔了多少驚。父親忽然不高興起來,說:“在家裏,也不容易!” 

回到自己屋裏,妻抱怨說:“你應該先說爹這些年不容易!” 

那時農村實行合理負擔,富裕人家要買公債,又遇上荒年,父親不願賣地,地是他的性命所在,不能從他手裏賣去分毫。他先是動員家裏人賣去首飾、衣服、家具,然後又步行到安國縣老東家那裏,求討來一批錢,支持過去。他以為這樣做很合理,對我詳細地描述了他那時的心情和境遇,我只能默默地聽著。

 

父親是一九四七年五月去世的。春播時,他去耪耬,出了汗,回來就發燒,一病不起。立增叔到河間,把我叫回來。 

我到地委機關,請來一位醫生,醫術和藥物都不好,沒有什麽效果。 

父親去世以後,我才感到有了家庭負擔。我舊的觀念很重,想給父親立個碑,至少安個墓誌。我和一位搞美術的同志,到店子頭去看了一次石料,還求陳肇同志給撰寫了一篇很簡短的碑文。不久就土地改革了,一切無從談起。

 

父親對我很慈愛,從來沒有打罵過我。到保定上學,是父親送去的。他很希望我能成材,後來雖然有些失望,也只是存在心裏,沒有當面斥責過我。在我教書時,父親對我說:

 “你能每年交我一個長工錢,我就滿足了。”我連這一點也沒有做到。 

父親對給他介紹工作的姓吳的老頭,一直很尊敬。那老頭後來過得很不如人,每逢我們家做些像樣的飯食,父親總是把他請來,讓在正座。老頭總是一邊吃,一邊用山西口音說:“我吃太多呀,我吃太多呀!”

 

1984年4月27日 

上午寒流到來,夜雨泥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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