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河遠不如敦煌那麽名揚世界，但它卻是敦煌的命脈。沒有黨河就沒有敦煌。

黨河始見於史書記載，距今已有2000多年。漢為氐置水，唐代稱甘泉，宋叫都鄉河，清代始名黨河，因流經肅北的黨城灣而得名。

發源於祁連山中野馬南山的黨河，全長390公里，經肅北縣流入敦煌，年徑流量近3億立方米。從黨河引水，分十條水渠灌溉敦煌農田，綠洲生機盈然。

現在，黨河與疏勒河是兩條獨立的河流。然而過去，疏勒河與黨河在其下遊會合，合流處在古玉門關以東的哈喇淖爾(黑海子)，疏勒河、黨河下遊故道，在早年出版的地圖上有所標繪，至今仍可看見若干殘跡。因此，現代地理學家將疏勒河與黨河視為同一個水系。(景愛《沙漠考古通論》)

河流有河流的性格。

在分析水資源現狀時，中國水利專家說得最多的不利條件是，水資源分布時空不均，河流年徑流量不均。

其實，在不同季節——雨季和旱季，豐水期與枯水期，世界上所有河流的水量都是“不均”的，而不是中國河流的特有的“不公平”現象。

建設和諧社會，對於人和自然來說，同樣存在和諧問題。這就像各個音符高低不同，才能組成一個和諧的樂章——恰恰是“不均”，使河流出現了豐水的豪放雄偉和枯水季節的溫順頑強，塑造了河流獨特的性格，創造出西北綠洲與湖泊的奇跡。西北水資源系統——地表水與地下水互為補充、季節河與常年河互相依賴、季節湖與沼澤地互相轉換。在高溫的夏秋季節，冰川融化，內陸河水漲，大量雪水沖出山谷，流經山前平原和沖積扇，又把斷流的季節河喚醒，奮力把河水送到沙漠深處，走向內陸河大大小小的尾閭湖泊與濕地。人類可以合理利用水資源，但不能用其全部——總有部分水要留給自然，留給草木湖泊，它與我們共同組成了“家園”。這也是敦煌綠洲歷盡千年變化劫難，依然生機盎然的原因。

神奇原來離我們很近。憑著水文地質的一點知識，我在黃沙風塵中一次次尋找西北水資源複雜而神秘的構造，像渴望認識樹與根系一樣。只有理解，只有對規律的深刻認識與掌握，才談得上開發利用。

可這些恰恰被忽略了，漠視了。

總想把豐水季節的河水都攔蓄起來，總想把河流“改造”得像城市的管網，把河閘變成自來水龍頭。1975年，敦煌的水利建設史上取得了空前的重大成就——在黨河流經的山澤烽峽谷，建了座大型水庫和水電站，其庫容大到幾乎可對黨河水完全攔截——調節，年發電量達到1000萬度。

地表水一旦完全攔蓄，地下水的來源也就完全被切斷了。

敦煌盆地立即感到了乾渴，地下水位連年下降，湖泊沼澤乾涸，天然林草開始衰敗，目前因缺水而乾枯的樹木已達18萬株。現只有田頭渠邊種植的楊樹林，能“分享”到灌溉餘水還能存活。天然林帶的退出，使敦煌綠洲農區邊緣形成了12處大型風沙口，大片耕地遭受到風沙的嚴重侵害。

當代人的高明就是強調客觀，有意無意地把這作為開脫失誤的有效方法。於是，月牙泉的危機，敦煌盆地水資的危機，全部歸結於水資源總量太少，人口增多，工農業生產發展，需水量增加等等。按照這個邏輯，月牙泉和敦煌的水危機，是永遠不可能解決的。

不，這不應該是無奈的唯一結果。

敦煌綠洲的農業開發史已有二千多年。二千年，超過我們中任何一個人的年齡，但綠洲並沒有衰亡。

如同日月更替輪回，期間經歷了農田與牧業的多次轉換。

漢唐、五代十國、西夏與元代，每一次大發展過後，屯墾和戰亂造成的環境破壞，居民被迫內遷，棄耕後敦煌又成了牧區，生態又慢慢修復。特別是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明政府“閉關絕貢”，將原有敦煌居民遷以嘉峪關以內。此後二百多年中，敦煌“曠無建置”。城鎮和農田的廢棄，敦煌似乎沈入了“黑暗時期”，經濟與文化發展，乏善可陳，被廢棄的沙州故城，也受到黨河洪水的毀壞。

綠洲的歷史發展並不是一往無前的，而是在倒退和循環往復中顯示出一種持續的生命力。在生產力落後的過去，這種“放棄”客觀上也有助於敦煌自然生態的修復與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