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反抗人為的視覺暴力——關於一個視覺文化悖論的思考》）

從以上趨勢性的發展來看，一個結論是合乎邏輯的，那就是，當人類社會越來越都市化（現代化），我們的視覺對象越來越複雜多樣，而我們的視覺經驗也越來越複雜敏銳時，在歷史比較的意義上說，現代人與古代人相比，他們的視覺需求大大地提高了。就好像人對美食的需求隨著飲食水平提高而攀升一樣（所謂“食不厭精”），人的視覺需求也隨著文化的發展而日益提高。我們已經不滿足於那些單純的自然形態的視覺形象，在其複雜性、視覺沖擊力和聯想等方面，現代文化已經走得很遠了。只要我們對當代視覺文化稍加注意，就不難看出這個傾向。舉電影為例，電影在視覺效果的發展方面，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無論的畫面的逼真性，還是場面的視覺沖擊力等諸多方面，都已達到了傳統文化難以想像的地步。在這個意義上說，以好萊塢為代表的高科技電影，不但創造了新的視覺現實，同時也極大地提高了觀眾對電影的視覺需求。

從客觀方面來說，日益複雜多變的視覺文化，有一個不斷趨向於完善和紛雜的發展邏輯；從主觀方面來看，作為文化生產和消費的主體，人的視覺要求和期待也是不斷提升的對應過程。

視覺文化悖論

至此，我們可以進入本文的主題——視覺文化悖論的討論了。所謂視覺文化的悖論，是指現代文化的發展，尤其是媒介文化或影像文化的高度發展，人為的符號化已成為普遍的文化景觀。在這樣的條件下，視覺文化在成為文化“主因”或主導形態的同時，帶來了一個令人困惑的視覺文化的悖論。

一方面，視覺文化的生產、傳播和消費越來越豐富和複雜，人們面對的是遠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豐富複雜得多的視覺文化現實，即是說，形形色色的視覺文化對象充斥在我們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以至於我們無論著何處都無法擺脫人造的視覺形象的追蹤。因此，在比較的意義上說，現代人是生活在一個視覺刺激富裕甚至過剩的文化中。另一方面，盡管在當前的文化中，視覺形象的過渡生產和消費特征越來越明顯，盡管種種新奇古怪的視覺形象不斷被創造出來，由於影像越加傾向於人為的、刻意的策劃和刺激，卻又使得生活在這樣的文化中的人們感到某種視覺要求的匱乏或缺失。這個悖論可以具體描述為兩個方面，從客體文化方面來說，它體現為視覺形象的複雜性、多樣性和效果的急速倍增；同時又展現為這些形象的同質性、類型化和仿象化傾向的增長；而從主體文化方面來說，這個悖論呈現為一方面文化的消費者大量甚至過量地消費種種形象，出現了心理學上所說的“神經饜足現象”，另一方面又由於形象的同質化和類型化，尤其的人為設計和虛擬化，又使得消費者在過剩之後感到缺少某種形象的“匱乏”，以至於人們在這樣的視覺形象充裕的社會和文化中努力尋找逃避的途徑，到大自然和野外去，到荒無人跡的、未經“人化”的自然中去尋找新的視覺經驗，這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視為一個主體心理的反抗。逃避人為的刻意策劃的形象世界，回到人與自然和諧的自然形象世界中去，擺脫人為符號的追蹤和壓制，體驗自然和觀照自然。這也許不是什麽危言聳聽：當代文化的這個視覺悖論在相當程度上被人們忽略了，但這個悖論卻揭示了當代文化的某種緊張關係。它進一步涉及到主體與對象世界的複雜關係，涉及到人為符號與自然符號之間的複雜關係，也涉及到未來我們的生存質量問題。

以下我們進一步來描述這一悖論的種種表征。

我們今天所生活的環境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文化特征。第一，這是一個以城市為主要空間的生存環境。用斯賓格勒的話來說，傳統社會是人與大地和諧相處的時期，是鄉野的充滿自然活力的時期；而城市化開啟了現代化的進程，人們逐漸脫離了鄉野大地而生活在人造的世界里。於是，金錢取代了土地，理性取代了宗教，文明取代了文化，徹底的世俗化急劇膨脹起來。第二，城市化在其發展過程中，不但使得大批人口集中在城市里，使得勞動場所和家庭分離開來，而且加速了工業化的進程。在這個進程中，由於技術的工具理性越來越深入地滲透在社會各個領域，媒介文化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所謂媒介文化，是指在我們的現實文化中，媒介不但廣泛地制約著我們的觀念、價值和意識形態，而且使人處於一種越來越依賴媒介的交情境之中。麥克盧漢通過對人類傳播方式歷史發展的研究，提出了從面對面的口傳文化，向印刷文化，再向電子文化轉變的發展軌跡。這個過程形象地說明了傳統社會那種“本地生活在場的有效性”的消失。由於“在場”不再是我們交往的必要條件，於是，媒介制約便以種種“遠距作用”（吉登斯）的形式出現。[3]


換言之，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是一個完全由媒介符號所營造的世界。在這個媒介社會中，形象是一種最為基本的符號或表征類型。恰如美國哲學家凱爾納所說：

一種媒介文化已經出現，在這種文化中，形象、聲音和景觀有助於生產出日常生活的構架，它支配著閑暇時間，塑造著種種政治觀點和社會行為，提供了人們構造自己身份的種種素材。……媒介文化是一種形象的文化，它往往利用視覺和聽覺。諸多媒介——廣播、電影、電視、音樂、以及雜誌、報紙、和卡通畫等印刷媒介——要麽突出視覺，要麽突出聽覺，或是將兩者混合起來，以廣泛地作用於各種情緒、情感和觀念。[4]

雖然凱爾納的這段描述，是針對西方社會而言的，但把它用於中國當代社會也同樣是合適的。換言之，我們正在進入一個越來越明顯的媒介文化，其中形象的支配和霸權越發突出。第三，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另一個表述是高度的市場化，而高度的市場化必然帶來人類物質和精神生產的商品化。

倘使說現代化有一個從生產為中心的社會，向以消費為中心的社會的轉變的話，那麽，中國進入“小康社會”，轉向“小康文化”，便有一個明顯的特征——消費社會和文化。其實從媒介文化的角度來說，它的另一個層面就是文化工業，恰如凱爾納所指出的，“媒介文化是工業文化，它是依照大批量生產的模式組織的，它是依照不同類型（或體裁，依循傳統的公式、代碼或規則）而生產出來的，為的是大量受眾。因此，媒介文化是一種商業文化形式，其產品是乃是商品。”[5]

消費社會的日常生活意識形態（諸如閑暇意識，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等）總是這樣或那樣地呈現出來。於是，形象的生產和消費，就不是一個單純的生產和消費的問題，而是一種帶有商品性質的符號的生產和消費。可以說，在消費社會里，一切形象都帶有商品的屬性。綜合以上三個方面可以看出，我們的文化正在進入城市文化、媒介文化和消費文化，三者二的合力塑造了形象符號的基本屬性。我們面對廣告、影視或印刷物，不但是面對個別的形象，同時也是在消費者形象。形象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辯證關係，制約著形象的傳播和理解。（原載：愛思想平台 201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