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報: 歷史學家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曾表示，“弗格森的原創思想很多，他喜歡提出具有挑釁性，並且往往不公正的問題“。對於這種評價，您是否認同?

尼爾·弗格森: 我認為，我的歷史書寫一直是非常準確的。如果要批評一個人不準確，就要給出“不準確“的例子，而非簡單地一個判斷句了事。

長久以來，我和理查德·埃文斯之間，都沒能就“歷史學家是否可以提出‘反事實’的問題、假設命題的問題“達成共識。我認為，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可以、並且必須問出“如果希特勒在1939年前就被刺身亡，歷史會是怎樣的模樣“的問題。只有不斷提出這樣的問題，才能夠真正地了解歷史。相反，埃文斯則認為，歷史學家就是應該記錄那些發生了的事情，而非涉及那些沒有發生的事情。我認為這是錯誤且愚蠢的。

事實上，我們之間的學術爭論也和政治扯上了關係。我和埃文斯之間有很多問題沒有達成共識。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我認為，一個人在不明確任何“不準確的例子“的情況下，妄言另一個人是“不準確的“，這種行為本身就是不準確的。

我會繼續努力，去影響政策的制定者

文匯報: 2016年，您曾和哈佛大學同事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聯名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文章，呼籲美國聯邦政府資助一個“歷史顧問委員會“。三年時間過去了，您對此的看法依舊嗎?

尼爾·弗格森: 基辛格曾說，對歷史的詮釋是一個國家記憶的映照。顯而易見的是，既然美國總統已經有了經濟顧問委員會，為什麼不能夠增設一個“歷史顧問委員會“呢? 事實上，多年來美國政府在重大政策的制定上接連犯下錯誤，癥結便在於總統對於“以史為鑒“的忽視，這些年來伊拉克土地上所發生的就是最好的證據。


2003年，當喬治·布什總統選擇推翻薩達姆·侯賽因時，他似乎都沒有完全理解遜尼派和什葉派穆斯林之間的區別，也不了解薩達姆政權是由少數的遜尼派領導，打壓占多數的什葉派群體。他沒有聽到警告，而這一行動可預見的後果，將是一個什葉派主宰的巴格達支持中東的什葉派大本營——伊朗。

我和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了這樣的建議，但並沒有指望事情會完全按照我們所設想的那樣發展。但至少，我可以繼續努力去影響政策的制定者。至於我本人，我可以通過演講和寫作，告訴人們在面對當下一些棘手問題時，有哪些歷史經驗可以學習、借鑒。

我並非一定要看到“歷史顧問委員會“建立起來，但我相信，如果“歷史顧問委員會“真的建立起來，那將是一件很不錯的事情。

文匯報: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教授傑里米·阿德爾曼（Jeremy Adelman）曾發問，“究竟是國家需要歷史學家，還是歷史學家需要國家“? 似乎學者對於歷史學家參與國家治理的程度有不同理解。您如何理解知識分子的“責任“?

尼爾·弗格森: 如果一個歷史學家認為，踐行自己的責任就是給像牙塔里的幾十個、幾百個、幾千個學生授課，那麼，在我看來，他對於“責任“的理解過於狹隘。我們這些研究“昨天“的人的責任不只在於告訴哈佛、牛津，或者清華的學生“從前發生些什麼“，而是要面向更大範圍的公眾，面對那些掌握權力的人，把歷史的經驗解釋給今天那些制定政策的人。


比如說，怎樣的中美關係更有利於兩國人民的利益? 更有利於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我相信歷史學家可以給出一些建議。

總之，歷史學家可以以“坐在講桌前教課“為己任，但勢必要有人站出來發聲，否則，“以史為鑒“恐怕只能是句空話了。（愛思想2020-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