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人類歷史而言，網絡和政府同樣重要

文匯報:  我們知道“網絡“這個概念，很早就在您腦中盤旋了。撰寫《基辛格傳》期間，您就曾在美國政治媒體Politico發表文章稱: “如果我第一冊用理想主義者這副標題 ，讓讀者感到驚訝，那麽第二冊的副標題，是否該用人際網絡構建者（Networker）。 ”並提醒人們應該留意，基辛格建立與維護人際網絡的卓越才能——包括與政府成員及社會各界的人際關係的維護。而在新書《廣場與高塔》中，網絡成為貫串整部作品的靈魂。網絡為何如此重要? 技術革新對於網絡有何影響?

尼爾·弗格森: 我認為，大多數歷史學家把太多時間，花在了書寫政府組織等垂直的“等級結構”上，卻沒有給分散的、處於平行結構之中的網絡給予應有的筆墨。認真梳理一下歷史，我們會發現網絡和政府同樣重要。可是，由於沒有充分的檔案文字留下，寫“社交網絡”並沒有那麼輕鬆，要找尋歷史上重要的社交網絡案例，更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但歷史上的大變動往往是，由一些沒留下多少記錄的非正式組織造就的。我認為，在人類最早期的歷史中，社交網絡就扮演著重要角色。《廣場與高塔》一書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我們需要把非正式的社交網絡，還原進歷史場景之中。

技術革新時刻改變著網絡的運行方式。伴隨著印刷媒體、計算機、智能電話等新的信息技術的出現，社交網絡運行的速度顯著提升。把今天，2019年與1619年相較，信息流動的速度提升了幾千倍。而如果拋掉傳播工具的演進，信息傳遞的速度僅僅提升了數十倍，因為我們人類的大腦仍需要思考、決策的時間。

文匯報: 不過，硬幣也有另外一面。技術革新在大幅度提升信息流動速度的同時，對於人們的生活是否存在消極影響?

尼爾·弗格森: 人類不斷創造互聯網等新的技術，並在此基礎上打造網絡平臺。網絡平臺通過把用戶的注意力賣給廣告主賺錢。在這種情況下，網絡在扭曲的狀態下運行。像臉書與谷歌，為了保持用戶的活躍度，就必須讓他們看到一些讓人感到興奮的東西，而這些能夠讓人感到興奮的東西，常常充斥著假新聞和極端的觀點，而非那些波瀾不驚的真實新聞所能夠比擬的。

英國下議院議員伊薇特·庫珀就曾指出，臉書沒有主動刪除一個標題為“禁止伊斯蘭教“的頁面。這是2017年的事。正如她所說: “我們需要妳們做更多的事情，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來保護民眾。” 同一周，德國司法部長海科·馬斯公佈了一項草案，對未能刪除“仇恨言論”或“虛假新聞”的社交網站，處以高達5000萬歐元的罰款。人們已經發現技術革新需要矯正的部分，只是現在做的還遠遠不夠。

技術革新在推動行業進步的同時，也在悄然改變著公共領域。人類社會有史以來，從未有如此多的人，在一個即時反應的網絡中，被連接在了一起。通過這個網絡，“迷失”可以比自然病毒傳播得更快。

必須強調的是，“讓全世界都參與到這個網絡中來，然後創造出一個網民的烏托邦、網絡空間人人平等”的想法，從來都只是一個幻想、一個錯覺。現實是，某種程度上，全球網絡成為了各種狂熱和恐慌的傳播機器。2008年金融危機、“9·11“事件、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等等，無不發生在網絡處於上升勢頭之時，或者“基地“組織恐怖分子聚集在網絡聊天室的時候。

文匯報: 您是如何取得關於網絡的歷史檔案資料的?

尼爾·弗格森: 網絡的歷史檔案資料難於搜集，但並非不存在。如我在《廣場與高塔》一書中寫到的“光明會“，一個近兩個半世紀前成立於德國，試圖改變世界的秘密網絡。它因為丹·布朗（Dan Brown）的小說《天使與魔鬼》而為人們所知。很多人認為“光明會“是虛構的，但事實上，它真實存在。因為在巴伐利亞確實可以找到18世紀晚期關於這個組織的記錄。

一些社交網絡確實只留下很少的記錄，尤其以那些犯罪網絡最難研究。如黑手黨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因為關於它的唯一檔案資料，只有犯罪審判記錄當中的證人證言。僅有這些還是難以還原這些網絡的運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