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星:敘事在中國社會學研究中的運用及其限制 (下)

其三,中國社會日常生活的模糊性。

自從現象學社會學和常人方法學興起以來,帕森斯主義所代表的社會學“正統共識”對日常生活的忽視日漸被打破。尤其是隨著後現代主義對“宏大敘事”的猛烈攻擊,日常生活越來越成為社會學家關注的焦點。

但研究日常生活最大的困難,就在於我們如何能讓沈默者發聲。所謂的日常生活,它指的不僅僅是普通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它指的是與宏大歷史話語不同的生活,是福柯意義上“稀薄”而“貧乏”、充滿“偶變性”和“錯誤”的生活。對於這幾乎不可言說的日常生活,如何能夠進入?福柯給我們的啟示是:對不可言說的東西,可以展現。

在“無名者的生活”中,福柯關注的是日常生活中那些曖昧不清的不幸形象,他們幾乎注定要沈沒在黑暗中,只是在和權力相撞擊的特殊時機,他們才短促地出現,又迅即消失。他們的故事夾雜著美與恐怖,具有一種超現實的色彩。而我們也許無法把握日常生活本身,但卻可以設法在那些日常生活被觸動、被冒犯、被侵略的瞬間,在無名者與權力相撞擊的光中,窺見他們模糊的身影,而後嘗試撰寫福柯所謂的“生命的詩”。而敘事正是撰寫那些歷史無名者的“生活的詩”最得心應手的工具。
 

 

敘事在中國社會研究中的限制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講故事中必須體現足夠強大的張力,容納足夠複雜的關係,展示足夠完整的過程。 

不過,自從“過程—事件”的分析方法被提出來後,“講故事”似乎已經成了中國社會學界一種新的風氣。不過,我們還得看到,敘事方法有其自身的限制。能否用講故事的方式推進社會學研究,能否講出有價值、有餘味的故事,主要取決於這樣幾個因素: 

 

其一,問題感。敘事方法並不是對誰都適合,只有這樣的人才適用:他們拒絕上帝般的眼光,相信人類經驗世界中唯一存在的是解釋。所謂敘事,也正是將日常生活中的解釋呈現出來。

因此,敘事者能夠看到什麽樣的故事,首先就要取決於他的問題意識和理論素養。也就是說,社會現象不是自在的,而是被呈現、被建構出來的。沒有獨特的感知,沒有敏銳的問題意識,社會實在縱然如神祇般矗立在山頂,人也可能視而不見。

社會學家能夠從熟悉的世界中感到震撼,能夠從平靜的生活中看到動蕩,能夠從常規的秩序中發現悖論,能夠從繁榮的景象中體察斷裂,這完全取決於他們的理論修養。
 

 

其二,複雜性。敘事分析真正的旨趣在於,它認為偶發的、意外的、內在的不可預測的時間,可以消除或改變歷史看似最持久的趨勢,它暗示了社會進程內在具有偶變性、不連續性和結果的開放性。但是,如此強調偶變性的敘事分析,所選擇的敘事對象恰恰不是隨意的、偶然的。

在我們的生活世界,隨時隨刻都在發生著各種各樣的故事,但什麽樣的故事可以作為一個敘事性分析的樣本去呈現,其條件卻甚為苛刻。值得展現的故事必須達到十足的複雜程度。

這種複雜程度不僅僅是指場面的壯闊,聲勢的浩大,人物的繁多,過程的曲折,關係的交錯,事件的疊起,時間的漫長,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從中能感受到心靈的顫動。

在構成敘事的幾個基本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通過使用情節、背景和刻畫,賦予某個事件以結構、意義和脈絡,從而將之轉化為故事的要素。情節的複雜性和生動性是敘事能否成功的關鍵。
 

 

其三,技巧性。講故事的成功,並不在於故事本身的複雜和精彩,而是要靠研究者“講”出來的。“講”絕不僅僅是一種修辭的運用,實際上它是“社會學的想像力”的展現,是作者理論關懷之所系。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講故事中必須體現足夠強大的張力,容納足夠複雜的關係,展示足夠完整的過程。只有這樣,才不會犯用先導的概念來剪裁生活世界的錯誤,才不會把那些偶然的、隨機的甚或“錯誤的”事件簡單地排斥在敘事之外,不會把複雜的關係、豐富的材料簡單處理成,用以證實或反駁某種總體概括的“個案”或理論分析的“例子”,從而犯下布迪厄所批判的將理論“邏輯”強加在充滿模糊感和權宜性的實踐“邏輯”上的致命錯誤。
(愛思想平臺 2009-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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