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憲：視覺文化的三個問題（3）

顯然，看的方式並不是孤立的抽象的範疇，眼光總是文化的，總是與被看的物像處在互動關係之中。視線與視像的互動表明一個辯證的關係：一方面，有什麽樣的視覺範式就會有什麽樣的圖像類型；反之亦然。一方面，作為文化對象的圖像類型要借助視覺範式來界定；另一方面，作為文化主體機能的視覺範式又必須通過客觀的圖像類型來規定。

然而，正是這種循環過程中形成了圖像與眼光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舉電影為例，一方面電影藝術家創造了許多新的視覺形式或圖像，另一方面這些圖像又造就了與之適應的觀眾的眼光。電影史上有兩個生動的例子，一是特寫鏡頭的運用，一開始造成了使不習慣的電影觀眾感的恐懼。他們誤認為這些突出和放大人物局部的畫面是把人“肢解”了，比如手的特寫似乎脫離人的身體而被“肢解”了。

第二個例子是拍攝火車迎面呼嘯而來的鏡頭，最初見到這樣鏡頭的觀眾真的以為有火車迎面壓過來，於是一個個心驚膽戰地逃離了影院。如今，這樣的鏡頭電影觀眾已是司空見慣，上述視覺誤解不再會出現，原因就在於新的圖像形式造就了觀眾相應的視覺眼光和理解。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眼光與圖像的互動構造了一定時代的視覺文化範式，也構成了視覺範式的歷史演變。

由此可以推導出一個結論：視覺範式是一個關係概念，既包含了視覺主體眼光，又包含了與這樣的眼光相對應的圖像類型。所以說，視覺文化的核心問題乃是視覺經驗的社會建構。伯格在談到欣賞過去藝術品時說道：“我們今天是以一種以前人沒用過的方式去看過去的藝術品。實際上，我們是以一種不同的方式來欣賞過去的藝術品。”[1](P16)顯然，藝術品本身並沒有發生變化，而我們觀看過去藝術品的方式和觀念卻發生了變化，這就導致了對過去藝術品理解的歷史差異。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有理由把不同時代人們的觀看方式及其視覺觀念當作視覺文化歷史嬗變的邏輯線索。

所謂“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s)，在伯格看來，就是我們如何去看並如何理解所看之物的方式。看所以是一種自覺的選擇行為，伯格的解釋是：“我們觀看事物的方式受到我們所知或我們所信仰的東西的影響。”[1](P8)這就意味著，人怎麽觀看和看到什麽實際上深受其社會文化的制約，並不存在純然透明的、天真的和毫無選擇的眼光。

如果我們把這個結論與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一個看法聯系起來，便會不難發現其中的奧秘何在。布爾迪厄認為，每個時代的文化都會創造出特定的、關於藝術的價值和信仰，正是這些價值和信仰，支配著人們對藝術品甚至藝術家的看法。他指出：“藝術品及價值的生產者不是藝術家，而是作為信仰的空間的生產場，信仰的空間通過生產對藝術家創造能力的信仰，來生產作為偶像的藝術品的價值。

因為藝術品要作為有價值的象征物存在，只有被人熟悉或得到承認，也就是在社會意義上被有審美素養和能力的公眾作為藝術品加以制度化，審美素養和能力對於了解和認可藝術品是必不可少的，作品科學不僅以作品的物質生產而且以作品價值也就是對作品價值信仰的生產為目標。”[2](P276)

這里，布爾迪厄實際上是告訴我們，藝術品的價值並不只在於它自身的物質層面，更重要的是關於藝術品的價值或信仰的生產。沒有這種信仰的生產，沒有對這種信仰的認可，就不可能接受或贊賞特定的藝術品以及藝術家。因此，對這種價值或信仰的分析才是關鍵所在。如果把這個原理運用到視覺文化的歷史考察中來，那麽，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個時代的眼光實際上受制於種種關於看的價值或信仰，這正是伯格“我們所知或我們所信仰的東西”的深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