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看法認為，視覺文化研究集中在視覺性上。英國學者海伍德(Ian Heywood)和塞德維爾(Barry Sadvwell)就提出，視覺性的研究可依據視覺現象的四個不同層面來分析：


第一，在日常生活世界的意義實踐層面。在構想“他者”的政治和倫理實踐中，在每天的社會體驗中，這種意義實踐確立了我們的經驗結構，也建構了從藝術、新聞到人文科學等活動中的視覺範式。

第二，晚近出現的解釋性問題結構（關於看的不同方式的種種理論敘事），它帶有某種探索視覺秩序的社會學和政治的經驗性承諾。

第三，在反思這些問題和實踐的社會建構中，歷史地形成的理論科學和批判思想的作用。

第四，元理論層面，即關注質疑和解構視覺組織範式，以及使之合法化的實踐、機構和技術的歷史和意義。這一關於視覺文化研究的設想立足於某種視覺的解釋學，更關注如何為視覺文化研究確立合理的理論範式和解釋方法。


另一些學者強調，視覺文化研究關心的是一系列的提問方式，我們正是依據這些提問方式，才生存於並重塑了我們自己的文化的，只有我們自己的文化才能賦予視覺文化以本質。


因此，視覺文化領域實際上至少是由三個要素構成的。

第一是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複雜形象，它們是多種常常充滿爭議的歷史所要求的。

第二是存在著許多我們視覺觀看的機制，它們受制於諸如敘述或技術等文化模式。

第三是存在著不同身份或欲望的主體性，我們正是以這些主體性的視角，並通過這些主體性來賦予我們所看之物以意義的。這種主張專注於形象或對象的接受而非生產問題上，並把它視為視覺文化最有意思的問題之一。

以下我們從兩本比較有代表性的視覺文化研究的導論性著作出發，來看在西方學術界如何規定視覺文化研究的對象和範圍的。

紐約州立大學藝術史教授米爾佐夫的《視覺文化導論》(Nicholas Mirzoeff, An Introduction to Visual Culture [London：Routledge，1999])由英國的羅德里奇出版公司於1999年出版，該書注重於討論三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視覺性，包括圖像界定、攝影時代和虛擬性三個小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文化，包括超越文化、看性別等；第三個問題涉及到全球性和地方性，從戴安娜之死來看全球視覺文化等。

另一本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美國學者斯特肯和卡特賴特所著的《看的實踐：視覺文化導論》(Marita Sturken and Lisa Cartwright，Practices of Looking：An Introduction to Visual Culture [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1])，該書由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發行。

該書分析了9個問題，分別是：1．看的實踐：形象，權力與政治；2．觀者制造意義；3．觀看，權力與知識；4．復制與視覺技術；5．大眾媒介與公共領域；6.消費社會與欲望的生產；7．後現代主義與大眾文化；8．科學地看與看科學；9．視覺文化的全球潮流。


從這兩本代表性的著作中我們大致可以看出，視覺文化研究所關心的問題，集中在視覺性及其對人的社會文化影響。換言之，視覺文化就是要把視覺經驗的社會建構過程當作基本主題。在西方學術界由於福柯等人的影響，視覺文化研究特別關注階級、性別、種族等社會關係中所呈現出來的權力關係和身份建構。一言以蔽之，我們生活在一個視覺文化時代，視覺性對每一個人來說並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而是一個滲透了複雜的社會文化權力制約過程。我們通過視覺來與他人和文化交往，交往過程中社會文化的種種價值觀、權力／知識、意義理解便不可避免地進入個體不斷內化的視覺經驗之中。因此，對視覺經驗的社會建構的分析始終是視覺文化研究的焦點。

（二）看的方式

視覺經驗的社會建構是一個研究的大致方向，具體說來，其中包括哪些內容是值得仔細辨析的。從歷史角度說，視覺文化現象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表征；從邏輯角度看，視覺文化變化著的內在“文化邏輯”乃是人們觀看的方式。可以想像，視覺文化的不同歷史最直觀的是作為視覺對象的圖像演變史。秦代石刻或漢代畫像磚所傳遞的視覺信息，全然有別於宋元山水畫和明清古家具。視覺文化的歷史最直觀地體現為視覺符號的轉變，顯然，視覺文化的歷史考察離不開對這些變化著的視覺符號或圖像資料的分析。然而，我想特別強調的是，客觀的圖像符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導致這些視覺對象出現的主體視覺經驗或視覺觀念。